分析完大清两大势力的情况后，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让徐杰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为了更好的应对回国后可能存在各种问题，徐杰迫切需要制定一个且适合『性』的行动计划。从目前来看，北洋对新式战舰还是很渴望的。于是，徐杰决定以此为突破点，寻找破解问题的办法。

自己回到国后，一定有机会与张佩纶或者北洋舰队高层见面。而见面后必然会探讨如今东亚海上安全的问题。想到这里，徐杰在纸上写下了北洋和日本联合舰队这两个词。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无论是张佩纶或者是刘步蟾对这个形式都会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自己的资料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即使吉野等少数几条战舰还未开工，但是一点都不妨碍两人对总体情况的判断。因此两人应该会相信自己说的话。况且，张佩纶经历过备战不利造成的失败，所以他绝对不会掉以轻心。刘步蟾是科班出生的海军军官，对此也绝对不会漠视，相反，历史上当刘步蟾得知清廷停购舰船的时候，就曾质问过李鸿章，如果海上有事，北洋怎么办？由此可知，这位北洋之“实际提督”虽然做事有些跋扈，但是就他的远见能力和风骨还是绝对当的起民族英雄这4个字的。而仅仅刘步蟾和张佩纶震惊担心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让李鸿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才是关键！！想到这里，徐杰又在纸上写下了李鸿章三个字。

要说李鸿章对日本和北洋自身实力是否有个清楚的认识？答案是肯定的。早在光绪8年，（1882年）肩负北洋海军建设重任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朝廷奏报：“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早在此时，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日本的崛起必为中国的心腹大患。而随着日本海军扩军步伐的加速，李鸿章一直有比较正确的判断，即使当时清廷上下陶醉于定镇两舰的强大之时，这位晚晴政治第一人依然对局势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例如：光绪十九年

总之，不能说老李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责任，但是就因为他签了条约就直接把罪责全推他身上显然有失公允。老李建海军要钱，上面不给。而签署条约时，又不是他自己说了算。充其量老李只不过有错误人但是被人选出来当替罪羊而已。尤其是在海军经费上，老李着实愿望。根据胡思敬的记载，老翁受光绪帝的委托去天津质问李鸿章。“翁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而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可见老李对此事怨念之深啊。

所以根据自己了解的史料来看如果自己能让老李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老李还是有可能放弃自己走了一辈子的“曲线救国”路线而与中枢产生直接对抗。同样，和对刘步蟾一样，老李绝对不会质疑自己是否会有这般下场，老一辈人物中的曾国藩，出道比他早，实力比他强，门生故旧更不是老李可以比拟的，结果其结局如何了？一个天津教案就让这位曾经的大清柱石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汉『奸』，甚至其同乡也把湖南会馆中夸耀他功绩的匾额焚烧掉。曾国藩是这样，那李鸿章自己难道可以幸免？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那就是他身旁的张佩纶，要说张佩纶由清流而入南洋，在南洋期间，他可谓是风光无限。但是马江之战后的结果呢？这位曾经的清流名士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啥都不是的家伙。不但被朝廷“永不叙用”而且连生计都困难。有这一远一近两个例子。老李可要好好掂量一下自己的身前身后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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