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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雍正(2) 免费阅读

还有,胤禛因早年中过暑,故而特别怕热,德妃死后,虽天气酷热非常,但为免落他人(?)以口实,他坚持守灵,以致数度昏厥,身体不支,在他给心腹年羹尧的密折中就有这样的话——“朕安,你实在为朕放心,实力不能撑,也顾不得丢丑了。况受过暑,一点热也受不得,只得以身荷之重,着实惜养,不必为朕过虑。”一种负气c愤懑的情绪,一看便明,母子之间关系若此,实在是雍正一生莫大的悲哀。

兴文字狱

1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c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胤禛即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c太保c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雍正忍无可忍,终动杀机。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年也上表,但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以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年羹尧自抚远大将军而杭州将军,即而被令自裁,亲族c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着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雍正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c“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以捧年的臭脚。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还命常州知府c武进知县每月初一c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c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c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雍正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因传遗诏而使雍正得登大宝,功不可没。但隆日渐辜恩,使雍正日益不满。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终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c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c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c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c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2谢济世案c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c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c田文镜互参事件。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c九卿c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c‘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着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c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c翰詹c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着《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c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3曾静c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c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c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c收藏吕留良着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c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岳钟琪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4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着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着《翁山文外》c《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着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继位之迷

雍正有关雍正(胤禛)继位的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最大谜案之一。北京科技报报道,上海学者金恒源(爱新觉罗·恒源)在专业期刊《史林》上撰文指出,根据对有关史料的重新解读,发现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所谓“八人同受面谕”是雍正后来的伪作;现存“遗诏”也是大臣隆科多受雍正之命所伪造。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着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进行考证,王钟翰证实,原件是残缺的。在这份满文的《康熙遗诏》原件中,并没有“皇四子继位”的内容。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之前,台湾学界宣布又发现了一份康熙亲笔遗诏,诏书中明确记载着“传位于皇四子”的内容。台湾中科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对原件进行了考证。据李学智的判断,目前所见的所谓《康熙遗诏》,全部是康熙去世三日后,由胤禛伪造的。李学智指出,在伪造遗诏的过程中,首先存在着隆科多“票拟”(即起草)遗诏的事实。

“八人同受面谕”应系雍正事后伪造。

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学者认为,康熙去世前曾对八位大臣面谕,皇位由皇四子继承。那么这里的“八人同受面谕”是确有其事,还是雍正事后编造的?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晚9点左右“宾天”的,而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1至3点间“急召”胤禛。而胤禛到达畅春园之前的上午7点左右,康熙已将三c八c十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着继皇帝位”的决定。但这些都是雍正在当了皇帝7年之后,才突然举出的证据。

金恒源认为,如果确实存在康熙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当众宣布“四阿哥继位”一事,以胤禛的一贯为人和即位合法性斗争的惨烈程度,胤禛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7年以后再作宣布。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c张廷玉等人编造的伪证。

对待同胞兄弟和近臣

贝子胤禟像(塞思黑)雍正皇帝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说是一套做是一套c明处一套暗里一套c外朝一套内廷一套。胤禛之所以能登上皇位,主要不是因为他比其他兄弟聪明,而是因为他性格的两面性。胤禛在做皇子的时候,能够“掩短显长”:其长,诚孝皇父c友爱兄弟c勤勉敬业;其短,残忍苛刻c猜忌多疑c虚伪急躁——虚伪造作将“残忍苛刻c猜忌多疑”的性格掩盖,特别是把自己贪禄天位的想法隐藏起来。所以在角逐皇位时,诸兄弟失败,而胤禛独胜。雍正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他在做皇帝时,极力表现出节俭c爱民,隐藏其奢靡c残忍。近年以来,关于雍正皇帝的学术论着与艺术形象,只突出c显现其节俭的一面,而忽视c隐藏其奢靡的另一面,这就给读者c观众以误导。

当然,雍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皇位争夺问题是满洲宗室内部雍正兄弟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权力斗争的结果,我们不能站在雍正的立场,也不能站在大阿哥c二阿哥c八阿哥等的立场,而应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对雍正的评价,关键要看他对中国历史c对人类文明做了哪些事情。

雍正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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