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如果有这种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无疑也要名列前茅。他的诗，写得实在好，绝非那些附庸风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国，凡皇帝，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的，不会写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以后，都想在诗词上“得瑟”两下，在文学上“显摆”一通，几乎成为通病。这其中，写得最少的为汉高祖刘邦，他衣锦还乡到了下邳时，吼出过一首《大风歌》，流传至今。写得最多的为清高祖弘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流传开来。
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c有气概，二c有声势，三c有深度，四c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一c“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人们口边。二c“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用来自勉的座右铭。三c“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就是应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不要瞎折腾，不要乱巴结，不要颠三倒四，不要神经错乱。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有这样三句被人不假思索c脱口而出者，有几何？
在北戴河赋的那首词里，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句，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诗人的赞赏之意。在另一首《沁园春·雪》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独将曹操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三国演义》给歪曲了的曹操，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其实，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诗人外，他还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文学地位
曹操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国东汉末年军事家c政治家及诗人。
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的后裔，后来成为中常侍大长秋曹腾的养子。曹操文武双全，《魏略》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三国志》说他“才武绝人”。
公元175年举孝廉，任洛阳部尉。公元177年任丘顿令，公元179年娶卞氏为妻，公元180年升为议郎。公元184年，在东汉王朝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战争中起家，任骑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升任济南相。后历任东郡太守c都尉c典军校尉等职。公元189年行刺大臣董卓不遂，逃亡。
公元192年，正式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青州兵”，公元196年率军进驻京城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间，经官渡之战等战役，打败袁绍和其他割据军阀，统一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联军，从此形成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割据的局面。
公元213年，曹操进爵魏王，用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他名义上还为汉臣，但权倾朝野，实际上已是皇帝。
曹于公元220年3月15日，终年六十六岁。
公元221年长子曹丕立魏代汉，追尊曹操为魏武帝。他是魏的奠基人。著有《孙子略解》c《兵书解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c《观沧海》c《龟虽寿》等诗编。
史书评论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表现出明显的贬曹。但后世学者认为，这是有意的歪曲事实，并没有正确评价曹操。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生产的恢复有着重大贡献。身为诗人的他，其诗歌势力浑厚，胸怀广大。
曹操诗风
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c《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亦影响了后来杜甫白居易等之文风。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c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c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沈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c《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曹氏影响
曹操不仅在军事c政治方面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汉魏之际社会文化的变革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曹操出身寒门，且与阉宦有关，自然缺乏儒学世族的文化积淀与教养，因此，他不仅在政治观念上多与世族社会人物不同，而且在为人作风上也与他们格格不入。关于东汉末年儒学世族与寒门的文化差异及其表现，陈寅恪先生所论颇为精辟：“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儒学世族及其文化原本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这是寒门所无法动摇的，但汉季统治集团上层的激烈斗争和下层社会的巨大变乱，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曹操乘隙而起，夺取了统治大权，这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变动，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带来明显的变异。曹操及其诸子在与世族的对抗中，皆行“通脱”，引发了汉晋之际社会文化的新风。
首先，曹氏文化性格表现为“为人佻易无威重”，不守儒家礼法。
关于大族之重礼法，有几则实例很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陈留仇览，“虽在宴居，必以礼自整。妻子有过，辄免冠自责。妻子庭谢，候览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见喜怒声色之异。”又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又河内司马氏为汉代兴起的世族，汉末司马防乃司马懿之父，训导诸子甚严，“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汉末仇氏c华氏c司马氏门风如此，其他儒学大族也莫不如此。
曹氏这样起自寒门的新贵，自然缺乏严格的礼法传统和规范，其门风要随便得多。随便，就是不遵儒家礼法，当时人称之为“通脱”（“脱”也常写作“侻”），又称之“简易”c“轻易”c“佻易”c“简佚”c“佚荡”c“放荡”c“轻佻”c“轻薄”c“任性”c“浮华”等。《三国志》本纪：“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由“任侠放荡”一语，可见其不遵儒家礼法。《三国志》裴松之注及《世说新语》等书记述了不少曹操这方面的实例，其中尤以《三国志》本纪注引《曹瞒传》的一段记载最为典型：“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依照传统礼法，父尊子卑是家庭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晚辈，应无条件地接受父辈的教诲。曹操“游荡无度”，作弄叔c父，可谓不孝。从曹嵩来说，其教子显然较为放任，这种家风对曹操的性格影响很大，他一生任情率真，不拘泥于礼法。《三国志》本纪注引《曹瞒传》又载：“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配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可见曹操执政后依然“轻易如此”。
在这一风气的熏染下，曹操子孙多任情放达，曹丕c曹植等皆如此。曹丕喜欢在宴请宾客的时候让自己的妻子出来会客，《水经·谷水注》引《文士传》载：“文帝之在东宫也，宴诸文学，酒酣，命甄后出拜”；又《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吴质别传》：“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曹丕与臣属的聚会常插科打诨，相互戏谑。上引《吴质别传》载：“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怒谓质曰：'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骠骑将军曹洪c轻军将军王忠言：'将军必欲使上将军服肥，即自宜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遂骂坐。质案剑曰：'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来乐卿耳，乃至此邪！质顾叱之曰：'朱铄，敢坏坐！诸将军皆还坐。铄性急，愈恚，还拔剑斩地。遂便罢也。“曹丕的有些举止颇像后来的任诞名士，《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至于曹植，最得曹操宠爱，并一度想立其为嗣。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曹植的这种个性在初见邯郸淳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诽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以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曹植之举止“任性而行”，不受儒家礼法拘束，所谓“不自雕励”，便是指其言行不合礼法。
其次，曹氏的文化性格表现为喜好杂艺与文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廷以经术取士，士大夫子弟莫不以经学为务，既以之求得功名利禄，又以之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这一风气下，各种才艺之事被视为雕虫小技，即便有个别君主喜爱这类术艺，但也只是以俳优伶人对待才艺之士。不过，及至东汉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中心和焦点为宫廷。汉末阉宦势力甚盛，他们多出身寒微，以辖控皇权而得势，在政治上与儒学大族相对立，在思想文化上自然也与士大夫有异。他们提携才艺之士，而与儒学士大夫抗衡。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帝王皆好才艺，特别是汉灵帝在光和元年正式设置“鸿都门学”，诏令“三公”及地方举荐才艺之士，并加以任用，或出为太守c刺史，或入为尚书c侍中，还有受封侯爵者。汉灵帝以辞赋取士，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曹操出自阉宦家庭，深受汉末宫廷风尚的浸润，喜好才艺，对音乐c围棋c书法c方术c建筑c药物c养生等，曹操怀有浓厚的兴趣。据张华《博物志》载：“汉世，安平崔瑗c瑗子寔c弘农张芝c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c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c王九真c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c谯郡华佗c甘陵甘始c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魏书》又载：“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不仅如此，曹操还非常注意网罗这方面的人才，如他平定荆州后，征辟早年轻辱他的书法家梁鹄为司马，梁鹄善楷法，颇得师宜官的真传，操使其“以勒书自效。公尝悬诸帐中，及以钉壁玩之，谓胜宜官”，以至“魏宫殿题署，皆鹄书也”。又如杜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操任其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后杜夔与铸工柴玉因所铸钟之乐律发生争执，“更相白于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
当然，在诸多才艺之事中，曹操最重视的当属辞赋创作，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建安文学的繁荣，与曹操的倡导关系甚大。刘师培曾分析“建安文学，革易前型”的原因，一为“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二是建安时期，“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这都与曹操的提倡与实践密切相关。鲁迅先生曾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