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一般是指汉末建安到曹魏黄初c太和（公元196年——公元232年）之间的文学。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的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一片光辉灿烂的景象，不但俊才云蒸，作家辈出，诸如“三曹”（曹操c曹丕c曹植）c“七子”（孔融c王粲c阮瑀c陈琳c应玚c徐干c刘桢）和蔡琰等都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而且各种文体，诗歌c散文c辞赋c理论批评等，特别是五言体诗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涌现出大量优秀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和当时作家们创作态度的变化，使建安文学出现了崭新的精神面貌，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这就是历来为文学史家c文学批评家所推崇的“建安风骨”。所谓“风骨”，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黄侃把风骨的意义概括为“风即文意，骨既文辞”（《文心雕龙·札记》）。按照这些说法，“风”是指作品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和真实的感情，“骨”是指作品刚健质朴的语言风格。“风骨”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以刚健质朴的语言表达充实的现实内容，才是具有风骨的作品。建安文学就是以它的“风骨”著称于文学史，建安风骨的形成，是建安文学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建安文学繁荣昌盛的实质所在。
建安文人生活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年代，有的更是战争的直接参加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切身的感受。有的自己也在战争中经历了困苦流离的生活，对民生疾苦有较深切的理解和体会。因此，记述时事，描写乱离，反映人民痛苦生活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也就在他们的笔下涌现出来。建安文学的开拓者曹操，在他所写的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情况的，最突出的有《薤露行》和《蒿里行》两首。前者写董卓作乱京师的事件，后者实录了讨伐董卓的各地军阀互相残杀及其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情景：“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诗的前半部分记述了以袁绍为盟主的讨伐董卓的军阀之间的斗争，以至发展到自相戕杀的局面。后面六句，写出了这场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残酷景象，真实感人。“生乎乱，长于军”的曹植，对乱离的现实接触较多。他二十岁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写出了《送应氏》二首，其第一首反映了董卓乱后二十年洛阳仍然存在的严重的残破景象：“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者，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作者以沉痛的心情，描绘了一幅洛阳“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资治通鉴》卷五十九《汉记》五十一，献帝初平元年），成为一片焦土的图景。在曹植后期，遭到曹丕c曹睿的迫害，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很痛苦，他从自身的不幸中，更体察到民间的疾苦，写出了《泰山梁甫行》和《门有万里客行》等诗篇，更深刻地直接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如前者写道：“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野草。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活生生地写出了当时滨海地区人民的贫困生活。再如曹丕的作品中，直接反映现实的不多见，但在他的《上留田行》c《艳歌何尝行》等几首诗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当时乱离年代的社会现象，比如贫富悬殊等。号称“七子之冠冕”的王粲，长期过着流离生活，对战争的残酷和由此而造成的人民的苦难生活，有着极为深切的感受，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如著名的《七哀诗》，其第一首写他由长安赴荆州避乱途中的见闻，描写了一个饥妇“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的惨不忍睹的景象，形象地反映了中原地区人民遭受战争浩劫的苦难。此外，“七子”中的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也都是深刻揭露黑暗现实而传世的名作。“七子”以外，如蔡琰的《悲愤诗》，通过记述自己的悲惨经历，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悲惨命运和广大人民的不幸遭遇，是一篇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不朽之作。由于建安文人能够正视现实，在作品中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形成了整个一代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建安文学最重要的光辉成就。
但是，建安文人不是纯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在作品中寓之以炽烈的思想感情。他们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自《诗经》c《楚辞》以来特别是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他们在作品中直言不讳地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感情，抒情化的倾向极为明显。他们或则激昂慷慨，或则悲愤沉痛，都能披肝沥胆，直抒胸臆，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和艺术感染力。所以刘勰评论建安文学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指出了建安文学产生抒情化倾向的社会原因。曹操在诗歌创作方面表现出了悲凉c沉雄c直朴c刚健的艺术特色。他的一些乐府诗，强烈地表现了他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和雄心壮志，激昂悲壮的抒情气氛极为浓厚。比如《短歌行》（“对酒当歌”）和《步出夏门行》中的《龟虽寿》就是这类抒情诗的代表作。前者写因感于乱离c怀念朋友而引起生命易尽c人生短暂的感慨，但并不流露出消极情绪，“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渴望有更多的贤才帮助他建立功业，表现了他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胸怀。后者全诗更是充满了乐观进取的精神：“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尽管人的寿命有限而壮志无限，到老也不应放弃个人的抱负。而且充分肯定了人力的作用，表现了作者老当益壮的积极精神。在曹植的作品中，抒情的成分更多。他前期的诗歌主要是表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具有昂扬的热情和积极进取精神。散文代表作《与杨德祖书》中说：“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劾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抒发了他在青年时代就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不甘心以文人终老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也表现在他前期的《白马篇》c《名都篇》c《鰕·篇》等诗作中。特别是在《白马篇》中，诗人塑造了一个“幽并游侠儿”的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寄托了诗人自己为国捐躯赴难的壮志，表示了对英雄生活和壮烈事业的憧憬，全诗充溢着开朗乐观的情调。曹植后期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残酷的排挤和打击，他在诗歌中主要是表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他后期虽不得志，但为国建功立业的思想没有改变。如在《杂诗》六首中的第五首写道：“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第六首写道：“烈土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两首诗都写出了诗人殉国赴难的豪情壮志。当壮志受到压抑，理想未能实现时，诗人在一些诗中抒发了郁积在心中的痛苦和对迫害的愤怒的反抗情绪，如《赠白马王彪》c《吁嗟篇》c《野田黄雀行》等就是这样的作品。曹植著名的爱情诗《洛神赋》通过神人真挚相恋而最后含恨分离的故事，抒发了作者对曹丕的猜忌而产生的失望和痛苦心情。《美女篇》最后几句：“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以美女“盛年处房室”比喻自己的才能无可施展，对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表示不满，此外，“七子”之中，如王粲的《登楼赋》和孔融的《杂诗二首》第一首，也都抒发了建功立业的思想抱负。真情实感的抒写，使建安文学具有坚实的生命力，而且形成一种自觉的运动，影响深远，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建安文学的成就，还表现在刚健质朴的语言风格的广泛形成。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清峻“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是“想说甚么便说甚么”，“想写的便写出来”，不受任何传统的思想和形式的束缚。鲁迅的话，精辟地概括了建安诗c赋c散文，整个建安文学语言风格的特点。“清峻”c“通脱”之说同刘勰所说的“结言端直”c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作品的语言一要简洁，二要率直痛快。建安诗c赋的语言风格已如上述，质朴无华，清峻端直，感情毕露。再如散文，以曹操为例，他的表c书c令之类，大多在几十字到百余字之间，行文简朴，意思明确，没有丝毫辞藻的雕琢，痛快淋漓，具有鲜明的个性。比如他想广开言路，改进政治，于建安十一年，写了一篇《求言令》说：“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c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短短四十八字，直截了当地作了自我批评，又规定了下属按时直上谏言的决定，并表示了亲自披览的态度，真是可谓率直之极。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最讲求艺术技巧的作家，但也只不过是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c提高。如他的《美女篇》就是学习汉乐府民歌《陌上桑》写的，但它比《陌上桑》刻画得更为工致动人。因此，黄侃评曹植的诗歌为：“文采缤纷，而不离闾巷歌谣之质”（《诗品议疏》）。同时，他的作品有着充实的社会内容，尽管“词彩华茂”，却并不陷于纤弱，而成了“骨气奇高”c文质并茂的作品。这一点，在这里是必须加以阐明的。
建安文学（主要是诗歌）对后代文学起着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影响是它的精神实质“建安风骨”。注重内容，反对形式主义的现实主义文风，一直是后世文学学习的典范。比如诗歌到了南北朝，走上了浮艳的形式主义邪路，唐初诗人陈子昂就是以“汉魏风骨”为武器，横扫齐梁颓波，大力提倡现实主义的诗风，为盛唐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c魏风骨，晋c宋莫传”（《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李白也把建安诗歌作为学习的榜样。他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第一首）。又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他以敬重的诗人谢朓喻指自己的诗歌像小谢一样清秀自然，具有刚健遒劲的建安文风，说明了他对建安文学的推崇。可以说，整个有唐一代的诗风，是受到建安诗歌的影响而形成的。建安诗风的影响绝不止有唐一代，甚至到了金末，诗人元好问在他的《论诗三十首》中仍在大力倡导建安风骨，推重曹（植）c刘（桢）的豪气：“邺下曹c刘气尽豪”（《自题<中州集>后》），这为端正当时和后代的诗风，起了重大的作用。
建安诗人喜欢用乐府旧题来写时事，这对于唐代白居易c元稹提倡的新乐府运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元稹曾说：“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长短，于义咸为赘腊，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c刘c沈c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乐府古题序》）。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建安文学运用旧乐府古题写新事物对唐代新乐府运动起着示范和先导的作用。
建安文学在文学体式的创新方面，对后世文学也有着重大的贡献。一c汉赋大多专事铺陈事物，缺乏抒情，而且篇幅较长，到了建安时代，除了某些咏物的作品外，抒情小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著名的赋家有曹植与王粲，他们的《洛神赋》c《登楼赋》，都有他们自己的个性，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二c五言诗体经过建安诗人的普遍运用，臻于完美c成熟，为后代文学的五言诗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运用五言体诗来抒情c叙事，建安诗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以说为后来的五言诗作了示范。至于文人写七言诗，经过曹丕《燕歌行》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功，对后代七言诗体的逐步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启蒙和发韧的作用。三c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专门讨论文学的理论文章，开创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先河。它摆脱儒学的束缚，讨论了文学的作用c文学的体裁c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以及文学批评的态度等问题，这对后代文学理论的建设和文学批评的开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光辉成就，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汉自武帝以来，独尊儒术，黄巾起义后，儒家思想失去了统治地位，文学也开始摆脱经学的束缚，走上自由发展的道路，形成了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同时，曹操代表比较寒微的非士族地主阶层的利益，在文学上，他反对一切影响文学自由发展的旧的传统思想和形式c体制的束缚，提倡刚健c清新的现实主义文风。再者，曹操父子凭着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以及出于他们对文学事业的真诚而又巨大的热情，大大地提高了汉时被统治阶级视为“俳优”的文人学士的社会地位，在他们身边罗织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形成了一支文学队伍“邺下文人集团”，这个集团的文人都经历过汉末动乱，也都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为统一天下做一番事业。他们亲密无间，在邺下（今河北临漳）经常聚会。他们的作品都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建功立业的理想。“建安风骨”就是在他们的倡导下，并通过他们的创作实践，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成为一种优良传统，为历史所接受，为建安文学的成就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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