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台的第二部长篇喜剧小说《只好当官》初版时是一本没有署名的书，以“00”代替作者。作者申明：“读者要看的，是作品，不是作家，倘作品是0，作家当然也是0。出版一个0，对作家和出版社都不光荣，若此书不受读者欢迎，不能重印，便永不署名。”这部“中国当代第一部不署名的长篇小说”已重印多次，其最初的署名形式及作者申明与小说的喜剧风格也非常和谐。这样的署名和作者申明既显示了作家的自信与勇气，也是我称其为“怪才”的一种表现。

南台的第三部长篇喜剧小说《废话艺术家——王三丰》则是一部由706个段子组成的“幽默集锦”。别致的形式、诙谐的风格以及“官场阿凡提”王三丰这样独特的人物形象都令人耳目一新，成为了喜剧小说中的新品种。

凡此种种，南台岂非“怪才”也？怪者，新也，奇也，异也，与众不同也。

二、“官场喜剧三部曲”：一面时代的镜子

喜剧艺术从来就是一种根植于社会生活、贴近现实人生的艺术样式。从古希腊开始，悲剧多取材神话和英雄传说，带有宗教色彩，喜剧则多取材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讽刺批判倾向。古罗马哲人西塞罗说喜剧是“人生的写照，风俗的明镜”。莫里哀认为，喜剧“就是以滑稽突梯的描画，攻击我的世纪的恶习。”

南台的《一朝权在手》、《只好当官》、《废话艺术家——王三丰》三部长篇反映的是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生活，三部小说之间虽然并没有连贯的情节和贯穿的人物，但它们所写的是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官场生活，亦偶有同一人物穿行各书之间，且均出之于讽刺与幽默，都属于喜剧小说，故可视为“官场喜剧三部曲”。

《一朝权在手》写“*”末期的1976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水泉县代理县委书记“粗而优则仕”的典型曹兀龙走马上任之后，与老资历的副书记刘钟和造反起家的副书记孙铁构成三足鼎立之势，从而展开了以水泉县为舞台的中国西北黄土地上的“三国”式的内战。蛮横粗鲁的曹兀龙为了尽快去掉“代理”二字，“浑人行浑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培植党羽、安插亲信、排斥异己、瞒上欺下、伪造政绩、劳民伤财。他从削弱刘钟派力量开始，不惜连孙抗刘，在整垮刘钟派之后，再展开曹孙大战。刘钟虽正直不阿，但年老多病，且爱惜羽毛、思想保守、明哲保身，不敢面对现实，大胆斗争，因而处处被动，无所作为。孙铁为“造反派”头目，应时而生，因势而起，野心勃勃，结党营私、趋利避害、投机钻营。三派势力在水泉县的政治舞台上勾心斗角、纵横捭阖。他们的争斗，往上联系着地区和省委，向下关涉到公社、大队甚至水泉县20多万百姓的生活与生存。而这种闹剧和悲剧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决不是个别现象。

如果说，《一朝权在手》以水泉县委三巨头曹刘孙的三派之争斗结构全书，以较大的规模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真实细腻地描摹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西北地区基层政权的政治格局和特定的时代氛围、社会心理以及民众的生存状况，在南台的官场喜剧三部曲中，最为厚实。那么，《只好当官》和《废话艺术家——王三丰》则分别聚焦于高举和王三丰这两个官场人物，以点带面，演绎特殊时代的种种官场喜剧与闹剧，各具风采。前者荒唐滑稽，行文处处讽刺；后者风趣诙谐，无处不显幽默。

《只好当官》的主人公高举不学无术、一无所能，是一个“什么都干不了，只好当官”的混混、愚昧无知的大草包。小说描写了这个劣迹斑斑的乡村供销社代销店营业员靠投机钻营、造反发迹，因巧结姻缘、靠山举荐，步步高升、终至平步青云，当上省政协副主席的升官历程，高举的发迹史是一部荒唐年代的荒唐剧。高举的官运亨通，“捅个娄子、官升一级”的官场怪现状，是一个时代政治晦暗、制度残破、官场腐败的写照。

《废话艺术家——王三丰》塑造了一位在难讲真话的年代坚持不讲假话、只好讲废话、久历官场、为官清正、为人宽厚、外圆内方、乐观开朗、机智幽默、直而不刚、随机应变、曲中求稳、以退为进、充满生存智慧的“官场阿凡提”形象。王三丰的绕口令似的废话，是非正常的政治环境的产物，是“留得青山在”似的机智妥协，是以柔克刚、大智若愚似的抗争方式。“废话篓子”王三丰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映照出历史的真相、环境的扭曲、人性的复杂与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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