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的时间是“*”垮台的1976年，小说的空间是塞上地区，这个时间和空间，对研究“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中国的影响之深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十年“*”的最后一年，手段全使尽了，又是离震源极远的边陲，震荡波最衰微的地区，这里的影响大小，才能真正测出这颗“精神*”的威力有多大。1945年美国人丢在广岛的*的破坏半径是3公里，举世震惊，而“*”这颗精神*的震波却是960万平方公里无一寸幸免，是广岛*的30多万倍，就连水泉县这样的西北边陲，连那里最偏僻乡野里最老实巴交的农民也都被震荡波冲击得东倒西歪，其威力之巨可想而知，真是开天辟地以来所罕见。这部作品的意义之一，就是刻骨般的真实的见证了这种震荡造成的混乱。

这样的背景，这样的题材，不是没有人写过，但我要说，生活密度如此之大，人物形象如此鲜活，氛围如此逼真，面貌如此陌生而稀奇，地方风味如此浓淳的，确不多见。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具有一种内在的讽刺和幽默的才能，一种带有民间智慧的幽默和讽刺。10多年前他写《一朝县令》时，可能还不自觉，而现在则是自觉的赋予其喜剧意识，这很难得。在中国，喜剧小说是个缺门，南台很巧妙的把那一段严酷和沉重化成了喜剧——不少人想写却写不出来。读此书，让人想起果戈理《钦差大臣》里外省人的闹剧，眼前晃动着赫列斯达科夫之流的影子。赫最后说，你们笑什么，你们笑你们自己。

《一朝权在手》的书名不太好，并不能概括它的形神，大约作者以为他写的多是县委内的权力斗争，故取此名。其实，它的人物及其绕系在他们身上的生活血肉，才决定作品的内涵和它的价值。在这里，政治的低气压使每个人的心头布满阴云，山头林立，人人自危，心照不宣，勾心斗角，每个人都在想我算是谁的人，每个头头都在算谁是我的人。权力斗争不息，谁都摆不脱它的左右。在这一幅经济崩溃，田园荒芜胡不归的图画里，生活秩序一片混乱，敢于独立思考的新生力量既未能不屈不淫，遂招致莫大精神苦闷，但他们仍如野草般顽强地疯长着。

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写活了好几个人物——我们极熟悉却极少见的有神气的人物，遂给人深刻印象，仿佛夹带着西北黄土高原的沙砾而来。比如曹兀龙这个家伙，粗鄙、颟顸、素质低劣，但又果断、狡黠，能“镇唬住人”。作为代理书记，为了取掉“代”字，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怙持权力，全副心思用在如何安插亲信摆弄干部上。他刚出场时，像个莽汉，冒失鬼，越往后看越不像，他也在斗争中“增长才干”了。他每支配别人一次，浑身的毛孔就很舒坦，他就是要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他很逗，谋算人家的狐皮筒子，就先跟人家算账，算到后来，那人不交出来也不行了。他在常委会上都敢放大屁，可一见了吕翠儿，硬把屁给憋回去了。但他也很复杂，对母亲孝顺得很。他未必是个刻骨的坏人，只因斗争哲学浸透其骨髓神经，极能代表边陲地区某些干部的作风，他堪称那一时代的活宝。

又如上海人朱仕第，扮演帮衬角色，智商不低，颇有鹤立鸡群之势。县委会上他频频救曹，这是他的投资，遂被曹引为知己，推为心腹。此人话少，但话“好”，有分量，他又爱砚台，爱文物，有儒雅之风。他对那一幅字的处理，足可见其心计之深细。再如刘忠的伪，他不敢面对真实，像财迷护住金子似的维护着他的“高尚”，所谓名节。农妇吕翠儿，一个可怜复可笑的政治工具，其快速升迁的荒诞令人喷饭。她领到一月30元的津贴后，现出本相，把钱贴在脸上，泪花儿闪烁，倒也有趣有味。

更见光彩的却是县委一帮年轻人：文戈和杨红砚们，像阳光、春风，豪雨，给阴晦天气带来光亮，给闷暗氛围吹送清风。文戈虽是书呆子型，以言贾祸，处境险危，却决不肯失其无私、憨厚、勇敢的人品，是他斗胆拆穿了曹的皇帝新衣式的欺世盗名。杨红砚母性温厚，抚慰着文戈一颗孤寂的心，从红沙沟回来的那一幕，多么感人，盈满了诗情。

好的小说总是好的谎言，令人陶醉的白日梦，人类想象力的骄傲。可惜的是，如今的小说大多以纪实为上品，世人多以为，能描摹得与生活惟妙惟肖的，就是好小说。这是对小说艺术的最大误解。这部小说未必有多大想象力，但它沿着荒诞与滑稽的冷幽默路线延伸了，这是它在风格上意外的优势。说不定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张贤亮说，作家南台是个老实人，这可能指他的为人吧。依我看，他并不老实，很能琢磨人，满肚子古怪念头。会写小说的人没几个老实的。这本书布满了精彩细节，白描功夫也不弱，花20多年打磨一部小说的作家，现在是很少见了。印象中，当年他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前身）太密实，密不透风，不善间苗，手中虽有结实的砖瓦却砌不成宏伟的大厦。这部作品里许多缺点都得到了克服，可见作者是听得进批评意见的。但有一点改进似乎还是不大，就是缺少引人入胜的故事线，但这似乎还不致影响它成为一本好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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