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的时代，中外历史上都有。封建时代，宫庭贵族们也是喜欢娱乐的，看看历史记载就知道，许多国王都在宫里养着俳优，闲暇时说说笑话，演演滑稽戏，供他们开心，可一旦话头儿刺着他们，立即变脸，俳优的脑袋就被拧下来了。比如鲁定公时期，一优人说了句与君有关的笑话，就连我们一向觉得很开明的孔老夫子也不能容忍，说“笑君者罪当死!”身首就异处了。多时候，优人们并不是要嘲笑君王，只是想将讽谏之意隐藏于言谈笑语之中，达到既愉悦君王又警醒君王的目的，意在“建设”，不是“破坏”，但还是不为君王所容。

这事儿外国也有，名气很大的亚里士多德著了两本书，一本《悲剧论》，一本《喜剧论》，《悲剧论》神气活现地在贵族们的书柜里一直呆着，《喜剧论》却被烧掉了。喜剧演员也常被绞死。莫里哀伟大了几百年，至今我们听这名字都要心生敬意，可当年也因为是喜剧家，几乎落得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难怪麦瑞狄斯要说：“喜剧诗人还受到敌人的左右夹攻；这种左右夹攻的味道，是悲剧诗人、抒情诗人、甚至哲学家，都从来没有尝过的”。莫里哀也感叹道：“希望正人君子发笑，事情并不简单啊”。

北大教授洪子诚先生几年前写过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36万多字，里面谈到喜剧小说的只有一小段，说：“讽刺、幽默小说，此时也不能有继续的推进。……其价值、地位则受到怀疑。它们是否会成为小说的一种重要形态，一直含糊不清。因而，60年代初出现《在软席卧车上》（作者欧阳山。仅仅一个小短篇）这样的‘讽刺小说’，因其久违而在开始受到欢迎，但最终还是得到被批判、否定的待遇。”可见事情真的“并不简单啊”。

说到底，实质还是个宰相肚里能不能撑船的问题，大海里什么船都随便撑，小河沟就难点。反过来看，情况就比较明了，如果各种船都可以撒着欢儿撑，那一定是在大海上，如果这也不许，那也不许，肯定是小河沟。能撑大船，是海洋的标志；喜剧作品繁荣，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那么多的喜剧作品相继出现，不正说明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文明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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