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邱吉尔；在里根政府时期乃至其后很多年，华盛顿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们每逢邱吉尔的诞辰日便会举行集会，一起啜饮白兰地，吸雪茄。邱吉尔之所以吸引他们，是因为他敢于反抗希特勒。在一篇纪念邱吉尔的悼词里，施特劳斯写道：“那位暴君正处在权力的巅峰。不屈不挠而又宽宏大量的政治家与疯狂的暴君之间的差别——这种明白无误的展现，是人类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汲取的一个伟大的教训。”

第4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4)

其次，在冷战期间，施特劳斯的思想，为坚定彻底的fǎn gòng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部分知识基础。施特劳斯主义者们并不像很多自由派那样，他们不受限制，不需要迟迟不做道德判断，不需要考虑不同的文化价值和敏感的事物。

对于施特劳斯主义者来说，罗纳德?里根总统谴责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这是一座伟大的政治里程碑。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艾lún?布鲁姆特别提到了里根的这番话，并且指出，很多自由派人士对里根的话感到反感。“里根总统使用‘邪恶’一词使同时代人听起来反感，其原因在于这个词在文化上的傲慢，在于假定他和美国知道什么是善；在于它否定了其他生活方式的尊严；在于它对那些与我们意见分歧的人的含蓄的蔑视，”他解释道。然而，里根对文化相对论的抨击，正是施特劳斯主义者所喝彩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相信，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包含了对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价值的深深怀疑。“这些机构要么是通向人类普遍平等的阶梯，要么是我们对自己的公正和实力丧失了信心的愚蠢的实例，”施特劳斯的一位门徒在一篇论述他的哲学的政治意义的论文中这样写道。施特劳斯的著作中并不包含这些思想，但是，它们显示了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他的思想对美国的外jiāo政策的意义。

最后，包括沃尔福威茨的密友艾布拉姆?舒尔斯基在内的其他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将施氏理论的含义延伸到了情报搜集领域。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由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谢尔曼?坎特创立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风格，与学术界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内在的联系。情报官员往往假定，所有的官员都遵循相同的基本行为过程和模式(比如，企图继续掌权，维护国家利益，维持获得经济资源的手段等)。因此，中情局预测另一个政府未来将如何行事的最佳方法，是研究经济产出等客观标准；安chā特务和窃取情报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施特劳斯学派对情报搜集的不同观点是，最重要的是一个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暴政国家的表现从根本上会与民主国家不同。因此，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美国情报部门更需要重视虚假现象。极权政权可以把国内发生的真实情况掩盖起来不让世人了解；要想搞清独裁者掩盖的现实，特务便是重要的。

到达芝加哥大学后，沃尔福威茨与施特劳斯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这位教授在芝大的执教生涯已近尾声，沃尔福威茨还没念完研究生，他便离开了。沃尔福威茨修了施特劳斯的两门政治理论课，一门是关于柏拉图的，另一门是关于孟德斯鸠的。他曾一度考虑跟另一位教授、正在将施特劳斯的思想用于美国政治的赫伯特?斯托林写论文。不过，按照沃尔福威茨那时结识的朋友彼得?威尔逊的说法，沃尔福威茨当时并不怎么谈论施特劳斯；此外，沃尔福威茨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甚至没有自认为是保守派。当时在威尔逊眼里，沃尔福威茨似乎是一位中间派，一个很能适应温和派共和党人的传统的人。

在随后的年代里，政府和学术界的同事都逐渐把沃尔福威茨看做是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传统的继承人。“沃尔福威茨仍然是主要的施特劳斯主义者，”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评论道。沃尔福威茨在谈论外jiāo政策时提及的一些论点带有明显的施特劳斯思想的色彩：他强调要推翻暴政、谴责邪恶；他认为专制制度的运作从根本上不同于民主制度；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及其情报机关有可能受到专制者的有意蒙蔽等等。沃尔福威茨最初在冷战时期将这些思想运用于苏联，接着在若干年后，又用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

随着他自身事业的发展，沃尔福威茨开始拉大与施特劳斯的距离。“我不太喜欢这个［施特劳斯主义者的］标签，因为我一点也不喜欢标签那类的东西，”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实际上，从一开始念研究生，沃尔福威茨便开始受到一个新的领域——核战略——的吸引，开始投到一位新的导师的门下，他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名叫艾伯特?沃尔斯泰特。

第5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5)

1965年夏季，在为新研究生举办的第一次教职人员茶话会上，沃尔斯泰特曾经询问过他是否认识一个名叫“杰克?沃尔福威茨”的人。“那是家父，”沃尔福威茨答道。“我在哥lún比亚大学跟他念过数学，”沃尔斯泰特说。在康奈尔大学短暂造反之后，保罗?沃尔福威茨开始浪子回头了。

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能够得到数学家雅各布?沃尔福威茨称许的那类学者，如果他允许自己称许政治学界的任何人的话。沃尔斯泰特的经历显示，人们是可以将数学、自然科学和公共政策有用地相结合的。他在纽约市长大，就读于纽约城市学院，在哥lún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50年代初，他已经在位于圣莫尼卡、承接美国空军合同的独立智库兰德公司安顿下来。在这个位置上，沃尔斯泰特崭露头角，成为美国在核战争理论与战略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在50年代初富有开创精神的研究显示，当时，作为发生核大战时美国的战略支柱——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海外基地，有可能遭受像日本袭击珍珠港那样的来自苏联的突然袭击。从那时起，沃尔斯泰特便潜心研究美国有可能遭受打击的概念，并在此过程中，成为一群研究国防问题的观点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这些人包括赫尔曼?卡恩这个被认为是同名影片中的主人公斯特兰格罗夫博士的原型的人。

60年代后期，沃尔斯泰特开始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政治学，吸引了不少像保罗?沃尔福威茨那样的学生，他们不仅潜心于理论，也渴望在实际应用上有所作为。沃尔斯泰特主要推动的是防止核扩散。60年代后期的某个时期，沃尔斯泰特访问以色列归来，他对他所看到的核计划可能扩展到中东地区的危险感到焦虑不安。

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讨论在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边界建立核能脱盐站，以此来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在水和灌溉等问题上形成一种合作精神。这些脱盐厂的目标是崇高的，但是，它们也会制造出一种副产品——钚。沃尔斯泰特担心，钚终究会被用于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到60年代中期，一家美国公司——凯瑟工程师联合公司具体建议在以色列搞一个大型核脱盐项目。沃尔斯泰特带回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套文字材料。他问沃尔福威茨懂不懂希伯来语。沃尔福威茨说他懂。这些材料便成为沃尔福威茨博士论文的起点。

沃尔福威茨的博士论文详细地驳斥了建立核能脱盐站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建立脱盐站的好处被夸大，核扩散的危险太大。他论述了进行有效国际核查的困难、秘密转移核材料的风险，以及帮助一个国家改进核科学的技术和科学能力的危险，所有这些问题在未来数十年里一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