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对政治、对外jiāo政策、对公众如何看待国家以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当时并不容易被人理解。基辛格后来承认，他没能理解这些变化，相比之下，拉姆斯菲尔德的洞察力则更强些。

基辛格忙于应付来自政治左派对他的外jiāo政策的威胁——就是那些在反越战运动以及1972年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竞选中产生出来的、企图削减美国军力和海外驻军的势力。按照基辛格的观点，与苏联缓和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挫败左派；他希望，美国既能从越南撤军，又可以通过与苏联签订军控协议，在“和平问题上占据主动”，从而维护美国在海外的其他承诺。基辛格对来自政治右派的挑战远没有那么担心；他错误地相信，像罗纳德?里根那类的保守派和亨利?杰克逊那类的民主党新保守派，有着与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相同的总体目标，他们之间的分歧不过是策略上的分歧。基辛格认为，右翼最主要的错误在于不理解自由派民主党人的实力和危险。“尼克松和我认为，拒绝与克里姆林宫谈判，将把反越战抗议运动的dú素扩散到美国外jiāo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且可能会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同盟关系中，”他解释道。

从近期看，基辛格对自由派民主党人势力的担心得到了证实。越战的结束的确导致国会企图进一步削减美国在海外的承诺、压缩军费预算、限制美国的情报活动。然而，美国从越南的撤退，也逐渐助长了出乎基辛格预料的情绪：一种认为美国今后不应该再蒙受类似失败、要更积极地向海外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和不能轻易向共产主义政权妥协的情绪。

被基辛格低估了实力的右翼，其实力大大加强了。在共和党内部，里根开始了对福特政府的挑战。在国会，杰克逊则加强了对缓和政策的挑战。到1975年夏季，福特处于退却状态。他决定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jiāo的想法推迟到1976年选举之后，他放慢了将巴拿马运河归还给巴拿马的谈判进程。

数十年后，基辛格承认，他没能觉察越战后美国的发展方向，而拉姆斯菲尔德则更好地把握了这个国家的情绪。“作为政治争斗的老手，拉姆斯菲尔德比我更清楚，“水门事件”和越战很可能引起保守派强烈和不利的反应，(1974年11月)麦戈文派在国会当选之后，这看上去像是自由派的潮流，事实上标志着激进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写道。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向基辛格的缓和政策进行挑战的舞台已经搭好。

第23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5)

1975年6月底，被流放的苏联作家、诺贝尔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访问华盛顿，在劳联—产联为他举办的晚宴上发表讲话。共和党参议员们希望安排他到白宫去见福特。行政当局不同意，坚持说总统的日程已经满了。基辛格认为晚宴活动和要求安排索尔仁尼琴访问白宫，为的是惹怒苏联领导人，从而破坏缓和。

切尼显然愤怒了。白宫其他人早就发现切尼是非常保守的。“每当他个人的意识形态显露出来，他总是显得比福特、拉姆斯菲尔德或者成吉思汗的立场更右，”与切尼并不jiāo好的哈特曼写道。不过，此时切尼仍然仅仅是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他很少在外jiāo政策上发表意见。这一次，切尼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白宫内部，他发出一份私人备忘录，对基辛格对苏联的态度进行了严厉抨击：备忘录致：唐?拉姆斯菲尔德

发自：迪克?切尼

1975年7月8日

主题：索尔仁尼琴

……我本人强烈感觉，总统应该会见索尔仁尼琴，原因如下：

1. 我认为，决定不见他是由于对缓和的错误理解……缓和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苏联的关系突然之间变得一片甜蜜和光明。

2. 如果会见他，将有利于抵消对美国总统会见苏联领导人的所有宣传报道。会见苏联领导人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再助长以为我们突然间成了苏联人的挚友的幻觉，这也同样重要。

……(苏联人)多年来可以随意批评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和政策，称我们为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昵称，我不相信他们不明白总统为什么想见索尔仁尼琴。切尼的努力失败了。索尔仁尼琴最终也没有见成总统。这一事件后来让福特和基辛格付出了昂贵的政治代价。

那年秋季，福特突然宣布要进行比美国近代史上任何一位总统更为广泛的内阁大改组，改组涉及外jiāo政策和白宫的几乎所有的高层官员。主要受惠者是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