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她紧紧抓住栏杆，害怕地问自己：“大脚丫头，没出息的，你在可怜自己吗？”　　有人从顶楼的楼梯间看见筱月桂在栏杆外面行走，慌张地奔回楼里，叫起来：“筱老板跳楼！”　　一群人气喘吁吁奔了上来，饭店经理跑在头里，他慌张地四顾栏杆外，已经空无一人，他立即扑到栏杆上，看千仞直壁之下的上海马路，下面人头攒动，好像是出事了。鲜红的夕阳正从楼与楼的空隙，落进整座城市，光影灿灿，这群人看糊涂了。　　再仔细一看，是人们拥在新都饭店门口，想往里进，看新鲜。　　饭店经理觉得奇怪，问刚才呼救的人是怎么一回事，那人也说不出个名堂。经理赶快指挥手下人满处寻找，“看看顶楼筱老板自己的套房！”　　她的房间里没有人。　　他们心急火燎地寻找，终于在楼下舞厅找到了筱月桂，她已经换了一件镶满闪闪银片的白旗袍，高耸，腰肢细软，正在朝宴会厅走。　　在大厅里，许多人围着她，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穿西服打领结的侍者送来了酒水。她手握一杯香槟，脸上红扑扑的，神采飞扬，与十多年前走进礼查饭店让全堂惊艳的筱小姐一样，脸上怡然自得的神情如昔。那时候她一无所有，除了借钱做的一身旗袍，那时她一路受阻受苦，活得精彩；现在这整个上海都认识她，把她当作神话里的人物，有钱有势，才貌双全。但其实她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来爱的人，心空空旷旷，再没有火焰腾起，更没有归宿。　　就像我看她的手纹时一样，她这一生里命运线上多分歧，手纹是会随着岁月变化的，留不下来的终是留不下来。　　在那个隆重的剪彩宴会上，那些人轮流着与她敬酒，或干杯。她手下的一群跟班c保镖，包括三爷等人，远远地在宴会厅一角忠心地站立着。侍者端着托盘，里面是小巧玲珑的点心，乐队的音乐突然从舒柔变得热烈起来。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敬爱的读者，你已经不耐烦了。你想知道为什么我能够采访到筱月桂本人，又怎么会变成她的亲密朋友，让她和我作如此详谈。　　上海依然在，甚至那些建筑依然在，到处可以遇到筱月桂那样的女子！但是物是人非，萧条异代不同时！人本身是最脆弱的，最容易消失的。我几次看到筱月桂的影子：有一次在福州路上，行走如燕，轻盈得令人羡慕，她是那种永远不会变老的女人；有一次在南京路上，她闲散而逍遥，看着橱窗，思考一番，然后掉头而去。可不是，现在店里好东西真是不多，噱头不少，筱月桂那样的女子最笑话噱头，她是讲究“实惠”的上海人，不喜欢虚火张致。至于“时尚”？她就是创造时尚的人。　　好了，我现在要终结这本书了，这些人物在1927年春天以后的命运：筱月桂办成了多少实业；余其扬究竟会不会跟她相伴终身，哪怕不需正式结婚；常荔荔有没有去欧洲，成为一个莎学专家？这些事，每个上海人都知道，这些事，已经成为上海历史的一部分，成为“上海”这个词内涵的一部分，不需要我来告诉你。　　不过，你依然想要知道我的职业秘密。　　我可以用一些时间机器，超光速隧道，如此之类的手法。可惜，好莱坞电影用得太多，俗了。大手笔能翻俗为新，我不是这种大手笔。主要的问题是我不愿弄虚作假：毕竟，我写的都是真正实在的历史人物。　　或许你会说：明白了，女诗人本色而已。　　我在上海上大学时的确写过诗，在校园外的咖啡馆，有人看到过我买了一杯咖啡，两个小时涂了四页大胆的胡扯。　　柏拉图三千年前就认定了诗人是最会撒谎的人，上海虽然离柏拉图说的“理想国”还差一小步路，但是诗人几乎一个不剩全部被放逐。　　我不会做这种自讨苦吃的事，当然不靠想像说事。　　我知道在结束这本书之前，我必须告诉你，我怎么会见到筱月桂，怎么会知道了她那么多，那么多隐秘而不可告人的想法。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在那个时刻，我见到了她。就是在那个时刻——那个我在前面有意跳过没有写的时刻：　　她走在一条冷清清的街上，她不明白往日夜里喧哗无比的街，怎么变得就她一人似的。店铺门外依然挂着旗幌，悬着彩灯，照着女子好看又好听的名字，居然没有人光顾。只有那两扇红门里热闹异常，欢声笑语，好像常爷，甚至余其扬也在里面。她听见了新黛玉的声音：“月桂呀，快进来，碍手碍脚呆在门口干什么？”　　常爷是死了，新黛玉也死了，里面那些人都是不在人世的人。可余其扬呢，当然，他还活着，不过她在心里已经为他举行过葬礼了。她一直都是爱他，从看见他的第一眼，她就未能抹去他的影子，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爱一个人，她牺牲掉自己也爱他。　　她站在门口，不愿意去推开门。她背对着门，静了静心，这才转身朝里看去。　　她看见自己大着肚子，新黛玉让她回到这儿来，好有个照应。果然她回来不久就临产了。那个惨白的黄昏，接生婆往这儿赶来，焦急地跨进门。她已经在挣扎，身上汗和泪混和。接生婆在说：“使劲！用力！”　　她痛极了，大喊救命！李玉秀芳都在身边帮她。新黛玉在凤求凰厅里坐卧不安，突然她听到一声响亮的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