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上生夭荣枯的芳草已是平常风景。当人们熟视无睹的时候，又是一个春风行绿的季节了。不知不觉草潮走向深广。骆驼客们又唱起来：
营地，篝火，夜晚，去拉萨的路上。就在那时，福生子学会了这首“花儿”。学会了就悄悄地唱。他知道自己人小，唱出声音来人会笑话。他听父亲问道：“外头的到底有没有？”华叔回答说：“没有。”父亲又问：“那你怎么知道外头的情意重些？”一阵笑。篝火呼啦啦地响。
一个月以后，运粮的驼队到了西藏的羌塘。父亲走不动了，对华叔说：“乏透了，乏透了，这么高的地势，我看我是乏透了，不顶事儿了。”说着一口气没喘上来，就把自己丢下了。这一丢就等于丢入了狼口，福生子和华叔挖坑埋葬了他，当天夜里他就叫狼给掏走了。华叔带着福生子拉着骆驼去了拉萨，又带着他拉着骆驼回到了家乡河西民勤县的石羊村。华叔说：“娃娃，守着你妈妈往大里长，死活不要再当骆驼客。”
其实父亲一死福生子就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他小声小气地唱：
母亲改嫁的那天，福生子立在石羊河北岸的沙原上，把自己唱得泪如泉涌。到处都是酸楚的风。他发现风把他的声音吹向了一座黄灿灿的草坯房。一个姑娘走出来，拿眼睃着他说：“你是个‘花儿’手吗？你唱得不罢你怎么了？”他不回答，以后永远也不回答，只是唱。他把那姑娘唱到了自己怀里，生儿育女。
一晃眼就是胡子拉碴。当几间平塌塌的草坯房变成了一些砖瓦建筑，沙原上的小村落变成了一座小乡镇时，福生子唱出了平生最后一次“红牡丹好么白牡丹好”的“花儿”。然后就是哑默，就迎来了受难的日子——他狗熊一样趴在地上，脖子上吊了一块死沉死沉的钢板，上面用锅墨子写着：大流氓、大嫖客、大反动。有人用麻绳在前面牵着他，有人用红柳棍从后面赶着他，天天游街，一游就是半个月。他眼睛瞪着地面，熟悉了小镇街道上所有的公蚂蚁和母蚂蚁。他尽量不压死它们。
镇外的石羊河哗啦一阵响。有人跑来冲他喊道：“你媳妇自绝于人民啦。”福生子一听就瘫倒在了地上，可能还是压死了几只蚂蚁。他知道，媳妇实在交代不出他那个“外头的”，受不了逼供，只好到阴间里图清净去了。他再也没有娶女人，自己拉扯着儿子，让他上了高中又上了大学。
“爸，听说你是个‘花儿’手。”福生子摇头。“爸，你唱一个。”他还是摇头，木呆呆地盯着电视：音乐，歌手，声嘶力竭。福生子想：“看把他挣的，屁都快淌出来了，还没有我唱得好哩。”他走到外面去，走到了石羊河的沙滩上。天蓝得什么也没有，大水的涛声撑大着空间，原野奢侈地遥远着。沙滩上到处都是脚印，但看不到一个人。福生子蹲下，掬起河水，喝了一口，又站起，一张嘴就猛亮地唱起来：
儿子悄悄地立在父亲身后。他知道父亲是想念母亲了，突然就冷峻起来，鼻子一酸，无声地哭了。
（上大学时，我的同学王新桥给我说起过这个关于他父亲的故事，希望我把它写成长篇小说。然而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等我试着写出来时，居然仅仅是一篇如此轻小的散文。）
很小的时候，我住在西宁市礼让街的一座四合院里。一天晚上，突然一阵怪异的嘶鸣把我从梦中惊醒。我顿时吓得毛骨悚然。
像是一个小孩的哭喊，比刀子还要尖锐，起起伏伏、长长短短的，有低泣有悲号，有诉说有隐忍的愤怒。我揣测他的年龄一定比我小，不然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推推身边睡着的哥哥。他翘头听了听，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就又闭上了眼。
突然，哭喊声停止了。北房的孩子绰号“剥皮老爷”的哗地打开了门，骂道：“狗杂种夜猫子，你今黑夜不叫人睡吗？”听声音，他大概用什么打了过去。一阵腾腾腾的奔跑声。四合院里的丁香树哗啦啦响。接下来是宁静。“剥皮老爷”回家了。我爬在窗口朝外看，却被哥哥从后面蹬了一脚：“睡，一只郎猫。”
郎猫？
郎猫，就是做了新郎的猫。能胡乱做新郎的猫大都是野猫。这野猫从那时起，夜夜都来骚扰，又哭又喊，声音越大就越像中了邪的小孩拼命闹夜，直到把人从睡梦中闹醒，直到“剥皮老爷”愤怒地出门，骂着用家伙把它撵走。丁香树哗啦啦响了不知多少次，抖下许多新开和开败的花瓣来，铺了一地。落英干了，散了，春天过了。我惊异地发现，已经有好几个夜晚不闻那哭喊了。
我问哥哥：“郎猫为什么不来了？”哥哥说：“它过了发情期，去抓老鼠了。”发情，就是发生了感情。对谁？当然不是对人。
“剥皮老爷”家原有一只豹纹雪山猫，是母的。春来不几日，“剥皮老爷”的舅舅将它捉拿走了。原因一是据说有身孕的女人常与猫接触，会影响胎儿发育，“剥皮老爷”的嫂子正挺着肚子；二是他舅舅家也有一只豹纹雪山猫，是公的，种的延续最好是纯而又纯，不然，就不是好猫了。
我记得那母猫：白雪的身子，只在屁股上由浅入深地描画出一坨杏黄，杏黄上面有三两个黑圈；尾巴黄白两色相连，粗大，常翘成拐杖；圆溜溜灰亮的眼睛像是霓虹灯前罩了一层春雾；咪咪声柔细轻软，听起来嗲嗲的讨人喜欢又让人腻烦。它喜欢钻进“剥皮老爷”嫂子的被窝里睡觉，喜欢在人坐着时跳上膝盖舔舐裤裆（“剥皮老爷”说这是因为那儿有尿臊气），喜欢在温暖的锅台上信步，喜欢吃杂碎，喜欢喝白糖水，喜欢在隆冬的雪地上打滚洗澡，喜欢攀上房顶站在漏水槽前背负青天朝下看。当然更喜欢的还是捉老鼠，我们四合院里的老鼠基本已经被它捉尽了。待“剥皮老爷”的舅舅把它带走后，人们发现，它还喜欢私定终身，致使那野猫糊里糊涂成了新郎而在院里的丁香树下满怀希望地喊它哭它。郎猫和母猫一定海誓山盟过了。母猫一定对郎猫说过：等着我，每夜都等着我。郎猫等不来母猫，就哭黑了每个春夜。
“剥皮老爷”的嫂子怀了又丢，丢了又怀。母猫一直没有回来。它新婚如何？是否生育？如有后代是否便是纯种的豹纹雪山猫？或者，野猫在它离开前已播进种子去，生下来的全是杂种？等等一切，我不得而知。
来年春，一个扬风搅雪的夜晚，随着自然界的鸣叫喧豗，一声凄厉而悲切的尖叫出现在门外院中。我和哥哥都从被窝里惊坐而起，面面相觑：郎猫？它又来了？
从此，春天，夜晚，便陷入郎猫的哭喊中。全世界又一次毛骨悚然。
开始几夜，“剥皮老爷”将它撵走了，撵走了它又来；后来就不撵了，任其哭喊泣号响彻宇寰。泱泱西宁城，让一只野猫叫来了春又叫走了春。当夜晚归于宁静时，那就是夏季了。
又一个春天，郎猫又至，哭声又起。又是惊讶，又是驱撵，又是认可。风和日丽，院里的人纷纷出来在房檐下晒太阳。
“白的，大白猫。我从窗洞洞里望见了。”
“我撵的我不知道？黑的，跑起来一绺闪电。”
“错了，是花的，我见过，白天，在街上，它朝水洞里窜去，又胖又大，凶叉叉的。”
院里的人议论纷纷。这郎猫闹了我们三个春天，我们却不知道它是什么模样的。“剥皮老爷”突发奇想，说：“我要毒死它，看看到底是黑，是白，还是花。”晒太阳的人们便不再吭声了。
记得那是个早晨，半空里生长着又厚又大的蘑菇云，有风，不怎么强劲，却可以吹散盛开的丁香花那浓郁的芬芳。空气凉飕飕的，像是下雨的前兆。“剥皮老爷”站在院子里大声喊：“死了，郎猫死了，快来看，死了。”从不同方向的门内走出了许多人，都围到了丁香树下。
死猫雪白一片，只在屁股上由浅入深显出一坨杏黄，杏黄上面有三两个黑圈，尾巴黄白两色相接，粗大，此时横斜在地上，半睁着的眸子露出一线晶亮，强烈地闪烁着不死的光芒。
“原来也是一只豹纹雪山猫。”
“怪了，这种猫是不会野的呀。”
我从大人们壮实的腿间挤进去，蹲下，小心翼翼地摸摸，它早已冰冰凉了。
喊没有了，人们也不再争议。春天照样去了又来，一个接着一个。许多年后，我对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说：“这是一只殉情的猫，至死才叫人知道它的形象。”女朋友说：“重要的是它的形貌吗？不，是它一辈子的约会，尽管每一次都会落空，但它相信决不会永远落空。你会和这只郎猫一样吗？”我嗫嚅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是人。人总比猫要聪明优胜许多。
女朋友突然激愤地喊起来：“原来你不如一只猫！”
一个朋友交给我一块有黑色纹饰的红绸子，并告诉我这样一件事——
那时，他是一名个体货运司机。数不清有多少次了，每当他经过玛积草原，就会看到一座红房子从草浪后面冉冉升起，等他摁响喇叭，红房子里就会走出一个穿皮袍的女人。女人戴着红头巾。红头巾的一角在脑后飘曳，很远就能听到哗啦啦响。女人总是朝他这边张望着，直到他消逝。他消逝的地方是青南公路玛积雪山段的第一个山豁口。
他常常猜测那女人，漂亮，健壮，一个人，守在红房子里，日日夜夜，等待着一辆墨绿色的五十铃运货车出现在公路上。五十铃的驾驶室里就他一个人。他是一个壮汉，什么都富有：精力和财产。他每月从西宁到果洛跑一个来回，人家说他挣海了。也就是说，他每月会有两次机会看到那女人。女人也能看到他，无论落雪还是下雨。似乎他们事先有约，而他每一次上路都是为了赴约。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在秋天的一个晴朗日子里，自己会走向那座红房子。原因很简单，他恰好尿憋，停车下来方便，下来就不想上去了。他对自己说，我就不能去要碗奶茶喝？一个司机在人烟稀少的草原去拜访一户人家是天经地义的。想着他就往那边走去。
好像他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现在终于停在了女人面前。他有些恍惚，仿佛还处在想象中。那女人的确很漂亮，因为漂亮，就使她的年龄有些模糊不清。他只能这样想：她至多三十五岁。
“有茶吗？我渴了。”
女人把水眼闪闪地一撩，回身走开。他迟疑着跟了过去。到了门口，女人取下带有黑色纹饰的红头巾，回头示意：来呀。他于是跟进了红房子。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他难以启口的。他喝到了奶茶，也喝到了那女人的全部水性。他给她钱。她不要。他问她在这里住了多久。她说二十年，并且还要住下去，直到出现一个很美好很美好的夏天。在那个夏天里，太阳会从西边升起。他专心致志地听着，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知道，草原人的想法总是稀奇古怪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经过玛积草原，依然会看到那女人，那飘飘欲逝的红头巾。但他再也不敢光顾红房子了。他断定她是个为了情欲不顾一切的女人，怕自己再次堕入诱惑。他也忘了那个会使她离开红房子的夏天。
那个夏天的到来是出人意料的。司机看到红房子前没有了女人的身影，才发现草原变得绿茫茫的。馒头花开了，金钱花开了，把一片片粉红和浅黄随意泼洒在绿绒毯上。鸟韵阵阵。玛积雪山的天上，滚动着携雷带电的铅青色云朵，弄得草原明暗相间，时时处在阴雨到来的前夕。他停车摁响了喇叭，摁了很长时间，才断定他再也摁不出那女人了。他毅然跳下车，走向寂静中悄然孤立的红房子。他看到门前栖落着一群食肉的红嘴鸦，等他走近时，鸦鸟便翻飞而上，旋落在房顶。他走进去，只听哗的一声，数十只鸦鸟惊恐地嘎嘎叫着，飞向窗外门外。他一个冷战打得浑身酥软，看到她已经悬梁而逝了。和她面孔相对的地方，挂着一块红绸子。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她的红头巾，便纵身一跳，将它拽下，像偷了别人的东西，踮着脚飞快地走了出来。
草原上到处是清新宜人的绿色岚光。横穿草原的公路上，汽车继续行驶，像一个墨绿色的太阳在地上滚动。远方，玛积雪山把神秘和威严播向四野。大地永远地宁静着。宁静地结束了货运司机的故事。
我把这个故事称之为玛积雪山之谜，说给不少人听。一位精通地方史的专家朋友告诉我，在古代玛积人的民歌里，有这样的句子：当太阳从西边升起，远征的男人就会回家。他猜想，女人的死因是在含辛茹苦二十多年后，并没有看到太阳从西边升起。我却以为，一个人只有死后才会看到太阳从西边升起。可司机说，那个夏天的某日早晨，他的确看到太阳悬在西天边际。而当他驱车进入雪山豁口时，听到阵阵马蹄声和嘶喊声从幽冥处传来。我不相信，太阳属于全世界，女人只属于草原。
其实，秘密就在红头巾上。那些黑色纹饰也许是一种古老的文字。但谁又知道它的内容呢？据专家朋友考证，玛积是古代藏族人的一个部落，早已经消亡了。
1992年夏天，我被邀请去参加吉姆顿巴草原的赛马会也就是物资交流会，顿巴乡的贡布乡长给我说起了牧民索朗丹增的故事，又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他吧，来这里的人都是要去看看他的。”我去了，看到了索朗丹增和他的老婆。但他们似乎并不欢迎客人，面无表情，连请我们进帐房坐坐的表示都没有。不欢迎客人的还有一只牧狗，它被拴在羊圈的木栅门边，一直冲着我们又扑又叫。乡长问道：“索朗你的羊呢？”索朗丹增说：“送人了。”乡长吃惊地喊起来：“怎么送人了？你们吃什么？”索朗丹增哭丧着脸，想说什么又没说，头一低进帐房去了。他的女人小声对我们说：“我又怀上娃娃了，羊不能再养了。”乡长叹口气，什么话也没说，拽拽我的胳膊，转身离开了那里。
以后的许多日子里，我一直想着牧民索朗丹增的故事——
没有人理睬索朗丹增，甚至连吉姆顿巴草原上的小孩也对他板起了面孔。因为他娶了盗马贼的遗孀做老婆。“再硬的冰遇到春天也会融化，再白的雪遇到勒勒草（一种可以做染料的植物）也会变黑。”格萨尔的后裔们总习惯于用一些古老的格言支配自己的行动。但索朗丹增明白，老婆是个老实本分的人，要是她真的有罪，也会像盗马贼一样受到天神的惩罚。盗马贼是在别人的帐圈里被人打死的。
索朗丹增娶老婆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个结实的儿子。老婆很争气，给他生的儿子比他想象的还要结实。他骑着马，在深冬的草原上转悠着，把自己有了儿子的消息告诉每一个碰到的牧人。牧人们很有礼貌地恭喜他几句，完了就远远地离开他，而他的本意是要让牧人们来自己的帐房里做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