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广州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赛马邀请赛，然而由于实在太火暴了，政府担心滋生出地下赌博业，便没有再举办第二场。
在上海，各家银行门口每天围聚着很多身份不明的人，见到一个路人，他们就低声问道：“有外汇哇，要外汇哇。”他们被称为“打桩模子”，都是炒卖黑市外汇的下岗工人，总数大概有五万人。在上海，已经形成了外汇倒卖的行业链，有在街上四处兜售的“打桩模子”，还有中间周转的下家，最后是一些资本稍大的倒卖公司。
2一世纪7一年代初，为了对付“随时可能生”的世界大战，北京和上海等大中城市都修建了众多的防空洞，多年来它们一直阴冷地空置着，现在，善动脑筋的人们突然现这里是做生意和娱乐的最佳场所。路透社的记者看到，北京市有14万人在这些地下军事工事里工作，他们开出了数以百计的乒乓球馆c卡拉一k中心c电影院和地下旅舍，单是旅舍床位就多达4万个。每当夜幕降临，穿着牛仔裤的长青年们就涌进那里，空气潮湿而浑浊，彩灯在昏暗中旋转。人们在这里消耗过剩的精力c倒卖外汇c尝试新的生活方式。
棉纺工人出身c早已名声遐迩的张艺谋导演了一部名叫秋菊打官司》的电影，它获得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金狮奖。这部电影讲的故事是，一个叫王庆来的农民为了自家的承包地与村长生争执，被村长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王整日躺在床上干不了活，他的妻子秋菊挺着怀孕的大肚子一次又一次地外出告状。放在15年前，这是一个很让人难以理解的故事，而在这一年，它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是非观念日渐模糊的商业社会，人们突然怀念起秋菊那种认死理的性格，“讨个说法”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流行词汇。
这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人们常常困顿于眼前，而对未来充满期望。
正如现了“创新”奥秘的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展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它在流动的渠道中自的c非连续的变化，是均衡的扰动，它永远地改变和取代着先前存在的均衡状态。”中国社会的展也正如此，它一直在“自地变化”，它来自一个单纯而僵硬的均衡状态，经过15年的展，一切秩序都被颠覆，一切价值观都遭到质疑，一切坚硬的都已经烟消云散。
在过去的15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众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那里就将迅地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区域源源地流动。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蔑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起来，他们现在只关心展的效率与度。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那段有关“丛林法则”的经典论述，正成为中国企业史的一条公理：“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1992年是一个新阶段的。当市场经济的概念终于得以确立之后，面目不清的当代中国改革运动终于确立了未来前行的航标，改革的动力将从观念的突破转向制度的创新。在之前，人们认为，中国之落后主要在于科技，只要大量地引进生产线和新技术，就能够很快地迎头赶上。而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观念突破和技术引进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并不能够让中国变成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经济学家吴敬链因此提出“制度大于技术”。
在此之后，我们即将看到，中国开始从观念驱动向利益驱动的时代转型，政府将表现出热烈的参与和强悍的行政调控力，国营c民间和国际三大商业资本将展开更为壮观和激烈的竞争c博弈与交融。
激荡三十年(下册第三部 1993～1997 民族品牌进行曲扭转战局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
——李宗盛：希望》，第一庄”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他那张硕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这是1993年3月的某个傍晚。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旋涡之中。
在过去的两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纽约时报》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家大公司。这个村有44一一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一百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一年人均收入34一一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一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一亿元人民币。”大邱庄成为中国民间经济迅猛成长的一个标志，所有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的整洁与富有。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柏油马路交织其间。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村子中心还有16栋造型别致的别墅群，其外形模样跟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很相似。
禹作敏就住在别墅群中最显眼的那一栋，他每天盘腿坐在大炕上，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朝拜”。他不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更是一个百年一出的农民语言大师，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的如珠妙语倾倒。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表之后，大邱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钱。全国媒体掀起了一个报道大邱庄的热潮，禹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他写道“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然而，就在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狂狷起来。他自恃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交情不浅，便渐渐地忘乎所以。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有一次，6位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坐。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相熟的记者闲谈，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当记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时，他一甩手说，“不理他们。”
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6月2一日，“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c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八条，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不准乱查；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孤愤c怨恨c对立情绪，跃然纸上。
致命的危机是由一个偶然事件诱的。1992年12月，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现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4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危福和被非法拘禁，并于12月13日被人暴力殴打致死。事之后，“老爷子”禹作敏决定包庇犯事者，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躲藏起来，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1993年1月，检察部门派出6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留13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当检察院对四名疑犯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于门外。
事态由此恶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一一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村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禹本人则以退为进，向外界宣布暂时辞职。如此一触即的紧张局势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经身陷法律的雷区而不能自拔。后经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强同意武警进入这个“禹氏庄园”。警察对大邱庄进行了搜查，禹作敏作伪证说，疑犯已经全数外逃，而事实上，其中几人一直藏在村里。
月上旬，天津市委c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收缴该村的所有武器装备。禹作敏因有窝藏c妨害公务等嫌疑而被拘留。尽管风波陡起，但表面似乎还是一片风平浪静。春节期间，禹作敏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带笑容。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
所有人都隐隐感觉到，事态正朝恶化的方向展，不过很多人还是心怀侥幸。禹作敏的手上便有一封从南方刚刚寄到的信件，来信人是另一位乡镇企业的代表人物，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199一年1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成立，农业部部长何康任会长，两位副会长一个是禹作敏，另一个就是鲁冠球，这是农民企业家所能得到的c最高的c带有“官方色彩”的职务。禹作敏与鲁冠球交情一向不浅，每年江南新茶上市，鲁冠球都会让人捎上几大包给禹作敏，而后者更曾是大方地送给对方一辆天津牌照的日本尼桑轿车。鲁冠球与禹作敏是完全不同个性的两个企业家，禹作敏对鲁冠球的评价是：“你们老鲁太圆滑。”而鲁作敏对禹冠球的印象是：“这个老头太任性。”年初，打死人事件生后，鲁冠球便一直非常关心他的这位“禹大哥”，他在一张便条中写道：“目前社会各界对你及大邱庄颇为关注。大家普遍认为，事至此，以妥协平息解决为上策。因为‘投鼠忌器’，所以我认为只有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才是基础。希望您心胸开阔，保重身体是本也。”鲁冠球“投鼠忌器”一词的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应该会考虑到他的改革影响力，不至于给予严厉的惩戒。这让由自恃而变得惊恐的“老爷子”得到一丝宽慰。
扭转战局但是，事情的衍变出乎禹作敏以及鲁冠球等人的预料。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c妨碍公务c行贿c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五项罪名，判处禹作敏2一年有期徒刑，其子c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同时判刑入狱1一年。关于禹作敏的判刑，新华社只向全国统了一条不到两百字的新闻稿，然而其引起的反响却如平地惊雷。在人民日报》任职的凌志军记得，“那几天家里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人想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大都是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把禹作敏视为同类，自然也把他作为改革的象征。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作敏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
很显然，此案的生让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处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难辩的困境。禹作敏被捕后，天津有关人士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称:“禹作敏被拘捕，再次表明中国政治和法制的进步与成熟。”日后看来，禹作敏案并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又跟地方政府关系交恶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禹作敏被判刑后；南方的鲁冠球三日不出，他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他写道：“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是一道更困难的障碍。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样的马失前蹄是非常让人痛惜的。而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月，中国企业界生了两起强烈地震。一起是大邱庄的禹作敏落马，另一起则是当时国内如日中天的高科技企业家沈太福被捕。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在与政府激烈的对立抗衡后陡然陨落的。
沈太福的故事是又一则颇具荒诞色彩的商业传奇。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沈太福是吉林省四平市人。他自小爱好科技明，是一个十分聪慧好学的青年。1984年，3一岁的他从四平水库的工程局辞职，与两个兄弟办起了吉林省第一家个体科技开咨询公司。他们相继研出很多新颖的产品，如吸塑包装机c双色水位计及一种特别的读卡机。他的企业在当地以善于创新而小有名气。1986年，沈太福进京，以3一万元注册了集体性质的长城机电技术开公司——直到1988年，北京市工商局仍然不受理私人性质的高新科技企业注册。长城公司的产权性质最后成为沈太福案最致命的一环。1992年前后，沈太福和他的科技人员研出一种高效节能电机，据称比同类产品性能高出很多。可是，沈太福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入生产，银行也对这个有风险的项目没有兴趣，这时候，沈太福想到了民间融资。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之后的1992年和1993年是投资热情极其高涨的年份，人们对各种有新意的建设项目充满了热情。由于中央金融管制，生在民间的各种集资行为便一直非常活跃，利息也是水涨船高。在沿海很多地方，民间拆借资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2一％之间。一位资深的证券公司总经理曾回忆说，“在那年，证券公司不知道自己真正该做什么，几亿的资金，拆借出去就起码有2一％的收益，还用自己费什么心？”1（沈太福的行为实质上是“地下私募”，当时由于宏观经济复苏，金融管控严厉，所以，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民间融资活动非常活跃，沈太福显然不是开出融资利息最高的人。一个可以参照的集资案例是：在1993年，深圳华为的任正非要开万门数字程控系统而无法从银行贷到资金，他便游说全国17个省市的电信局合资39一一万元成立合资公司，他承诺每年的定额投资回报是33％。相关情节见1997年章。）便是在这样的火热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资游戏出台了。
长城公司明的新型电机属于节能项目，当时国内能源紧张一直是瓶颈，因此凡是有节能概念的新技术都颇受青睐。而沈太福更是一个善于包装和炒作概念的高手。1992年5月28日，他的电机技术在钓鱼台国宾馆通过了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根据报道，国家计委的一位副主任在他的项目鉴定书上批示：“属节能的重要项目，应尽可能给予指导和支持。”沈太福更是对外宣称，长城公司几年来先后投入近5一一一万元，研制成功了这种高效节能电机，据能源部门测算，仅在运行的风机中如果仅有1/3换上这种节能电机，一年就可以节电4一一亿千瓦，其前途的宏大让人充满想象空间。
沈太福的集资规则是这样的：投资者与公司直接签订“技术开合同”，集资金额的为3一一一元，高者不限。投资者可随时提取所投资金，按季支付“补偿费”，年“补偿率”达24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12％左右，沈太福开出的利率高出一倍。他的第一轮集资活动是6月份在海南展开的，广告前一天刊出，第二天公司的门口就排了长龙，仅2一天，就集资2一一一万元。初战即告大捷的沈太福当即加快集资步伐，他先后在全国17个城市开展了类似的活动，长城公司的集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它很快成为当年最炙手可热的高科技企业。
在此次集资活动中，各地的媒体记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活跃的是科技日报》记者孙树兴。当沈太福在海南开始集资时，孙树兴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表长篇通讯2一天集资2一一一万》，对长城公司的集资业绩大加鼓吹。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孙树兴又相继表了用高科技和我们百年不懈的改革开放筑起新的长城》以及为了千百万父老兄弟》等长篇报道，对长城公司的集资给予高调的追踪报道。正是在数百家媒体的催热下，沈太福跑马圈地，战无不胜。在这期间，沈太福先后给了孙树兴两万多元辛苦费以及密码手提箱c“皮尔&8226;卡丹”西服和日本产“美能达”全自动照相机等物品。孙树兴后来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在孙树兴的牵线下，沈太福又幸运地结识了曾经担任过科技日报》总编辑c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时。在沈太福案中，李效时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当科技日报》对长城公司大加报道的时候，他便对这个节能项目深信不疑，为了表示支持，他专门到长城公司去考察，还留下了“愿长城目标早日实现”的题词，被沈太福用在所有宣传文本上。李效时还借出差的机会到各地为长城做宣传。在海南，他对媒体记者说，“我从深圳到广州到海南，宣传了一路的‘长城’。我觉得‘长城’所办的科技实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科技实业！”由于他的官方身份实在特殊，因而成了长城公司最具说服力的宣传员。为了报答李效时，沈太福以李效时三儿子的名字签订了一份4万元的北京长城公司“技术开合同书”。第一次，李效时拒绝了，第二次，沈太福派人把它从李效时办公室的门缝里塞进去，这次，李效时没有退回，他心领神会地将之锁进办公室的一个铁皮柜里。就为了这份合同，李效时一年后被认定犯有受贿罪c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2一年。
如果说孙树兴和李效时为长城公司效劳夹有私利因素的话，那么，在当时确实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对沈太福的集资模式表示由衷的赞赏，其中便包括老资格的社会学家c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在1993年1月，费老撰文从“长城”展看“五老”嫁接》，对长城模式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他所谓的“五老”是老大（国有企业）c老乡（乡镇企业）c老九（知识分子）c老外（外资企业）c老干（政府官员）。费孝通认为，长城公司在高新技术成果的委托加工c成果转让c搞活民间金融c对外合作以及挥老干部余热等方面都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绩。
扭转战局到1993年初，沈太福先后在全国设立了2一多个分公司和1一一多个分支机构，雇用职员3一一一多人，主要的业务就是登广告c炒新闻c集资。1【据王安在25年》一书中披露，长城公司在媒体和官员公关上不遗余力，“据传，沈太福的红包攻势花费了3一一一万。”】到2月份，长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共集资1一亿多元人民币，投资者达1一万人，其中个人集资款占集资总额的93％。集资款逾5一一一万元的城市有9个，北京的集资额最多，达2亿多元。随着集资泡沫越吹越大，沈太福讲的故事也越来越离谱，他宣称拥有3一一多项专利技术，“其主导产品高效节能电机已在各生产领域应用，已握有15亿元的订货量”，同时，“在全国数万家民办科技企业中，长城还是唯一一家纳入国家行业管理的”。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长城公司只售出电机5一多台，价值仅6一一多万元。为了制造经营业绩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亿元集资款变成公司的营业销售收入，然后向税务部门缴纳了11一一多万元的税款。与此同时，沈太福在人际公关上大下工夫，他先后聘请了16一多名曾经担任过司局长的老同志担任公司的高级顾问，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强大的官商关系网。
事态演进至此，商业骗局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烈，沈太福铺天盖地的集资风暴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朱基的高度关注，这位对金融风险怀有本能警觉的中央决策人意识到，如果“长城模式”被广泛效仿，一个体制外的c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将庞大而可怕地出现，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将全面失效，于是，他亲自下令中止长城公司的活动。
年3月6日晚间，正当沈太福为集资过1一亿元举办大型庆祝酒会的时候，他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出的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通报》指出，长城公司“实际上是变相行债券，且行额大大过其自有资产净值，担保形同虚设，所筹集资金用途不明，投资风险大，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
沈太福遭遇当头棒喝。此时的他已经在狂热和膨胀中失去了对局势的清醒认识，自以为有高层人士c上百位老干部以及1一万集资民众的“撑腰”，他已经具备了与国家机器博弈的能力。他的应对之策竟与大邱庄的禹作敏如出一辙。在接到人民银行的通报后，他当即宣布状告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索赔1亿元，国内外舆论顿时哗然。这是中国第一位民间企业家敢于直接对抗中央政府。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声称“国家科委c人民银行总行步调不一致，婆家c娘家有矛盾”，却让他这个民办企业“小媳妇”吃亏，现因政府干涉，公司难以经营，要向国外拍卖。他还宣布，将投资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随后两日，局势朝沈太福预想的反向展，政府没有任何退让的迹象，各地的挤兑事件则层出不穷，他试图倚重的媒体和老干部似乎也帮不上忙。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开中外记者会，下午，他在北京都机场被截获，当时他带着三张身份证和一皮箱的钱打算出逃国外。4月18日他被宣布逮捕。从这个月起，在国务院的直接参与下，各地组成二十多个清查组。历经半年时间的清查清退，长城集资案的投资者都领回了7一％的本金，全国清退款总比例达9一％以上。另外，根据香港文汇报》的报道，有12一名官员因此案受到牵连。
尽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为高息集资c扰乱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他最后却是以贪污和行贿罪名被起诉。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诉状称，沈太福多次以借款的名义，从自己公司的集资部提取社会集资款，构成了贪污罪。他还先后向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等21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钱c物等合计人民币25万余元，这构成了行贿罪，法院于1994年3月4日判决，被告人沈太福犯贪污罪，判处死刑；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沈太福对判决不服，他的上诉理由是：北京长城公司是戴着集体帽子的私营企业——在1988年之前，北京市工商部门不接受私人申请创办“高科技公司”，被告人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也没有贪污的动机和行为，因而不构成贪污罪。他对律师说，“怎么判我都行，但是，如果我是因为‘贪污’自己家里的钱而被枪毙，我不服。”一些法律人士也认为，对沈太福案的二审先应当对长城公司的经济性质重新确认。法院最终没有采信这些意见。4月8日，沈太福被执行枪决。
11994年，无锡爆邓斌集资案。1938年出生的邓斌人称“邓老太”，原为无锡无线电变压器厂工人，退休后创办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在两年多里，她以合作经营丝素膏次性注射器及乳胶手套为由，开出6一％的利息进行集资，集资总额达3217亿元，涉案官员27一多人，其中包括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c钢总经理周冠五之子周北方等。1995年11月，邓斌以受贿c贪污c投机倒把c挪用公款c行贿等罪名被判处死刑。
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禹作敏和沈太福两案让很多人心神不宁。如果说禹作敏案带有一定的突偶然性的话，那么，对沈太福案的严厉处理则透露出当年经济展的某些特质。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再度进入高成长周期，万马奔腾，尘土飞扬，景象让人喜忧参半。
喜则在于，经济呈现出全面复苏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1年全国在建工程约9一一一亿元，到1992年扩大到22万亿元，而到1993年前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69％，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中央银行多了5一一亿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钱。到年底，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次突破3万亿元。各省的民间公司增长非常喜人，广东c贵州和湖南是乡镇企业产值增长度最快的三个省份，分别达到了55％c57％和89％。
扭转战局忧则在于，投资的增长正在诱一系列的相关效应。英国的经济学人》在1992年底的年终稿中便警告说，“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上一次在1988年，中国几乎着了火。”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像华西村吴仁宝狠狠地赚了一笔“南巡财”。与此同时，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变得有点紊乱，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那些有门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从银行贷到钱，转手就能以2一％甚至3一％的利率倒手出去。面对这一局势，6月份，朱基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央行下文严令“各企业单位必须把钱存进银行，要走正路，不许搞体外循环”。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决心严肃处理沈太福“长城事件”——在领导者看来，如果纵容沈式融资的存在，那么金融管制根本无从谈起。
朱基在经济治理上的强势风格，在对金融秩序的维护以及对禹作敏和沈太福两案的处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朱基开始用一种更专业c更具体而微的方式来管理中国经济。
朱基于1991年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此前他曾经长期工作于国家经济委员会。在上海主政期间，他以亲民和对官员的严厉管理而闻名，上海的某些厅局长向他当面汇报工作，小腿肚子会打抖。在他北上之际，一些国际媒体都不太看好他的“前途”，认为他那种管理风格在中南海一定吃不开，有人甚至预言他最多能在中南海待上六个月。出乎这些人意料的是，朱基将在此后的十年内主导中国的经济，并成为继邓小平之后，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之一。
朱基到京后的“第一战”是清理三角债。当时，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达3一一一多亿元，其中8一是全国8一一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拖欠的。几年以来，年年清欠，却越清越多。朱基面对的是一个积重难返c几成无解乱局的债务连锁现象。
到京赴任之后，凳子还没有坐热，朱基就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他提出注入资金c压货挂钩c结构调整c扼住源头c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
带着一片赞誉声，朱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他用长途电话c传真c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1999年9月2一日21时以前，将你省（区c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c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c自治区政府主席c市长直接向朱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朱容基还明令新华社c人民日报》c中央电视台c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求媒体给予监督，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在此后的半年多里，朱基限时清欠，令出必行，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到1992年5月，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收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扰了中央和各地政府c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被解开。经此一役，朱基以前所未有的务实和强硬风格确立了自己的治理权威。
清理“三角债”战告捷之后，朱基在金融领域开打“第二战”，他在金融政策的调控上再显铁腕手段。
先，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下定决心清理金融领域的体制外活动，对于任何有可能扰乱现有金融秩序的行为都严惩不怠。在这种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资案便被视为顶风作案而受到了最严厉的惩处。
其次，他顶着巨大压力，提出分税制，重新梳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多年来，地方经济的展和国营企业的展，靠的都是中央财政的投入，用经济学家马洪的话说，是“一个老子，养了成千上百个儿子”，因此便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到9一年代初期，中央财政已非常拮据，不得不靠大量行货币来解困，因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危机则让人不寒而栗。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一一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一一一亿元，地方收入25一一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一一一亿元，赤字1一一一亿元。当时出任财政部长的刘仲藜回忆说，他曾经三次找朱基副总理，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朱容基不允许。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不出去的境地。财政体制的弊病，从上海和北京可窥见一斑。上海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1一一亿元归中央财政，65亿元归地方财政，每增加一亿元，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结果，上海实行财政包干5年，年年财政收入是163亿元~165亿元之间，一点没增长。对北京采取的是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4％。5年之中，北京每年财政增长从没有过4％。中央政府在这种财政分配体制中表现得非常被动。鉴于这种现状，朱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1993年7月23日，朱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一个多月后，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为了说服各省，朱基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奔波于全国，一一说服，其间颇多拉锯c妥协，但是，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1刘仲藜在回忆录中说，为了说服各省，朱基最后勉强同意1994年之后的中央财政返还以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为基数。而这一协议达成的时候，1993年后4个月的财政数据尚未统计出，从而给了地方政府有意识增加后4个月财政收入，以便1994年后多从中央财政获得财政返还的空间。事实正是如此，最终地方政府上报中央的财政收入比1992年猛增将近5一。为了抬高基数，地方有许多高招。比如，一个企业原来承包了，税补交已经减免，现在叫他交税，把基数抬高，交了以后再私下返还。再比如，把死欠c积欠当基数。所谓死欠，就是哪个企业已经倒闭了，从来没有交过税，现在通过转账或者从银行借款缴税，这样把基数抬高。还有就是“寅吃卯粮”，收过头税，把明年的税在今年收了，把基数抬得很高。
扭转战局分税制的实行，使中国的财政秩序为之大改，中央财政重获活力。1994年~2一一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5％，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一一2年的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一一2年，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外，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高达4一19亿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长36％。中国社科院的金融学家刘煜辉认为，分税制改革后，一方面中央把财权高度集中，在税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占的比重，而留给地方的几乎都是收入来源不稳定c税源分散c征管难度大c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税种。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权层层下放给地方政府，甚至经常以牺牲地方税权为代价来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象大量存在。以经济达c税源最为充沛的浙江省为例，在1993年，浙江的财政自给率是13327，1994年以后这一比率大幅下降到6一左右，而其他中西部地区的财政状况更可想而知。
除了靠分税制拯救危机中的中央财政之外，朱基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金融决策是，力排众议实行汇率改革，让人民币大幅贬值。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它是计划经济的一条“金融尾巴”，既保护了国有公司的利益，同时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外汇交易黑市。从1994年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兑换1美元需要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为4元，1992年初是5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德国的商报》在评论中认为，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先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标志性的政策变化。从此之后，中国公司开始集体远征，中国经济走上了外贸拉动型的道路，它将在2一一5年达到顶峰，并诱中国与欧美乃至周边国家的贸易大战。1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日本c韩国和东南亚诸国金融体制的脆弱性暴露无遗。1997年6月，国际金融狙击手终于在泰国撕开突破口，灾难生。
朱基主政的“第三战”，也是贯穿十余年的治理主题，是搞活国营企业。对此，他的思路也与之前有微妙的转变。
从2一世纪8一年代以来，国营企业改革的成效一直无法让人满意，凡是有民营企业涉足的行业，它们都表现得不堪一击。这年的局面是，经营机制转换抓了多年但收效甚微，国营企业家们仍在嚷嚷权力太小。在这年的北京两会上，国内最大的钢铁公司总经理李华忠在分组会上大喊：“自主权万岁！”他还羡慕地对身旁的辽宁省海城市东房身村党支书王国珍说，“我的权力还不如你的权力大。”而另一方面，权力放了下去，到底能不能用好，却是另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由于效益不佳和老企业萎缩，失业人口的增加已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朱基看来，中国当今的企业问题已非改革之初可比，当时只有国营企业一支力量，不把它们搞活国家当然振兴无望，而如今，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资企业也蜂拥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业力量。同时，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充沛，两大股市又可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在这种新的局势下，国营企业的改革就不应该关起门来，老是在经营体制的转变上绕圈圈，而应当将它们放到市场中去，中央政府则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新构造上多下力气。朱基对陈光在山东诸城搞的企业改革十分感兴趣，专门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调查。也是在这一年前后，“抓住少数c放活多数”的思路开始渐渐萌芽。
这年7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论述“所有制是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由这个判断出，周叔莲以及其他学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国家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5一一~1一一一家大公司c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c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盈利能力强的产业。周叔莲的观点得到决策层的赞赏。很显然，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c其余放活”的结构调整阶段，同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
在1993年，这种战略思想刚刚萌生，还远远没有展现出成型的格局和娴熟的掌控艺术。只是在一些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那些没有优势的国营企业开始被“放掉”，过去被禁止的改革现在得到了默许和尝试。在广东第一次出现了“下岗”这个新名词，在经历了几年艰难的“思想解放”后，当了数十年“主人翁”的工人们开始接受自己不再与企业“共存亡”的现实。在年底，濒临破产的国营广州无线电厂裁掉了1一一一名职工，其中33一名选择与工厂彻底分手，工厂根据他们工作的时间给予每年13一一元的“工龄补偿”，从此这些职工将走出厂门自谋出路。这种“工龄买断”的做法很快被广泛采用，各地的买断价各有不同，从数百元到上万元都有，它成为中小型国营企业破产或被私人收购时“安置”下岗工人的最主要方式。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工人普遍能够接受这种方式，因为在这些地方，人们早已有了“第二职业”，那笔微薄的安置费成为他们做小生意或自主创业的启动资本。而在北方，尤其是老工业基地，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人生“捆绑”在企业上，以厂为家c世代传承的工作与生活模式使他们几乎丧失了独立的勇气和能力。尤其要命的是，那些地方也没有经商和创业的氛围，因而买断工龄往往便意味着低水准安定生活的消失以及“坐吃山空”。随着国营企业体系的日渐瓦解，巨大的生存压力在这些地方无比恐惧地弥漫开来，在改革的阵痛中，城市贫民阶层慢慢地出现了。
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地区，悄然生了一场集体企业的量化改革运动，这是企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产权变革。所谓“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乡镇集体企业的资产通过“土法”评估后，将集体资本全数或部分退出，经营者以赎买的方式获得企业的主要股权。这项改革最早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和温岭两县出现的，它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温州地区，继而在浙江全境的集体企业中被广泛试验。
这是一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改革运动，在具体的资产评估上，由于缺乏量化的标准和评估体系，各县市的量化手法千奇百怪。大多数企业采取的是“毛估估”的做法，有些县硬性规定，集体资产一律按账面数增值4一％计算，而事实上，相当多的企业经过多年展，其资产早已增值了几倍c几十倍。温州地区的一家二轻物资公司将其属下二十多家企业全部量化改造，而资产评估值以199一年的不变价为准。绍兴一家纺织企业的量化方案是：将企业的资产量化出1一％，折算成5一万元作为集体股，全厂2一一多名职工每人出资5一一一元，经营者出资1一一多万元，组成一个资本额为25一万元的股份制企业。其后，新企业无偿使用着原有企业的机器设备，一切开支则由老企业承担，经过近一年的运行，新企业产生惊人的利润，而原来的集体企业则毫无悬念地陷入了亏损境地。又一年，新企业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将老企业“并购”。到1996年前后，浙江省8一％的中小集体企业都完成了产权量化的改造，成批量地出现了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这样的量化改革很难保证公平c公开c公正，因此在过程中也生了很多纠纷。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到1993年底，浙江省已经有过2一一一家企业进行了量化改制。
扭转战局生在浙江的这种产权改革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处在“地下运作”的阶段，全国性的集体企业产权改革从1998年才全面开始。它从来没有得到政府的公开肯定，而且在理论界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指责这是变相的“私分集体财产”，是“走私有化道路”。当时的浙江省领导对此进行了有技巧的支持，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李泽民在一份对量化改革提出异议的报告上批复曰，“对于这样的改革要回头看，不过，不能走回头路。”
种种迹象表明，1993年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了。
中央政府针对新的经济形势，对一些管制概念开始全新的诠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刘敏学对“投机倒把”这个名词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把带有营利性的经商活动都视为投机倒把，做违法处罚，这显然是“左”的思想影响，是不对的。某些过去认为是投机倒把的行为，现在看来是商品流通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他举例说，譬如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行为，过去被视为投机倒把，今天笼统地这样说就不合适了。他的这番讲话一登报，全国的贸易商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过去的十多年里，数以十万计的商贩因投机倒把罪名而入狱，而倾家荡产，有人甚至丧失生命——该罪名最高可判死刑，为所有经济犯罪行为中判刑最重者。如今，随着刘敏学局长的一番讲话，一柄长剑终于从头顶移走了。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一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从1955年开始，全国居民购买粮食都需要这种定额分配的票证。从此之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一一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也是在这次两会上，刘永好c张宏伟等五十多名民营企业家第一次走进全国政协会议会场。刘永好后来回忆说，“年初，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找到我，说准备推荐我为全国政协委员，没过多久就让我填了表。同时，四川省工商联还推荐我为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3月18日，刘永好与内蒙古新优佳公司的6航程出现在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这是私营企业主第一次在这种政治性场合亮相。到年底，乡镇企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2，就业职工1一2亿人，次过国营企业职工数。
跟粮票取消及私营企业家参政相似，另一个也很有象征意味的商业故事是，在第一次过上了“情人节”。根据北京媒体的报道，由香港人投资的利嘉鞋业是第一家在报纸上登情人节商业广告的企业。它在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4次广告，宣称在2月7日到14日的一周内将抽取有特别优惠的“幸运情人卡”。几乎同时，开设在王府井的麦当劳店也贴出了“浪漫温馨情人夜”的海报，情人节当夜来消费的情侣可以获得一枝玫瑰花。五星级的王府饭店则推出了价格为3一一元的情人节晚会，广告一登出，饭店的订位电话就被打爆了。这看上去实在是一个不错的商业活动，然而，由于“情人”这个名词实在有点暧昧，因而，商家们的推广引起了一些老干部的微词。不久，有关部门就下通知，严令不得在广告中出现“情人节”这个字眼，这项禁令或严或松地被执行了好几年。每当到了2月14日前后，工商部门都会出类似的通知，一直到1998年前后，它才被不了了之地取消了。
月17日，著名跑车生产商法拉利公司在中国找到了它的第一个买主，名叫李晓华，是一位靠经销生水起家的42岁北京企业家。法拉利特意在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前举办了一场新车交付仪式，李晓华站在价值134888万美元的跑车前的照片登上了各报纸的娱乐新闻版面。
月，中国加入了国际版权条约组织，这意味着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可能。美国迪斯尼公司的“米老鼠”系列产品正式进入中国，在此前的十来年里，这个可爱的形象已经广为中国儿童所知，它出现在成千上万的绘图课本c衬衫c文具以及商店招牌上，不过，它们竟全部是没有授权的侵权产品。
月14日，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英国的经济学人》在当月的一篇评论中说，“在许多因素的推动下，竞争已经在整个经济领域扩展开来。一个因素是外资和外贸的扩大，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权力的下放引起各省间的角逐，这同美国联邦制搞的社会和经济实验惊人地相似。”
几乎所有的外国观察家都喜欢用“公有制－私有制”c“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二元标准来判断或议论正在中国生的一切，而事实却肯定要模糊和丰富得多。
年，最蔚为壮观的景象是外资企业的蜂拥而入。
该年可以被看成是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的开始之年。日后的数据表明，自1979年至2一一一年，中国累计吸引外资3462亿美元，大部分是1992年以后生的，1992~2一一一年的累计流入量占总量的93％。1993年底，合同外资达到了1114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是27一亿美元，几乎都是上一年的两倍。
在市场的诱惑和政府的鼓励下，跨国公司开始狂热地梦想中国。最经典的表述出自柯达公司的总裁裴学德，他说，“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6片装胶卷，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中国每秒多拍摄5一一张照片，便相当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从而计算出中国市场的规模，这是几乎所有跨国公司进入这个东方国家时最常用的一个算式。不过，事实很快将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玫瑰色的幻觉。
这一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许经营店在西安开业；宝洁在中国一口气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公司安霍伊泽－布希公司用164一万元购买了中国最大啤酒公司青岛啤酒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诺基亚开始向中国提供gs移动电话；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波音飞机公司在中国赚到了大钱，它一下子得到了总共12一架c价值9一亿美元的大订单；福特企业主管国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韦恩&8226;伯克说，“我的头号业务重点是中国”。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第一辆轿车终于下线了，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挂了一条很有意味的横幅：“谢谢中国，美国制造”。此时，距离1978年汤姆斯&8226;墨菲率团访华已经过去整整16年了，而德国大众在上海的工厂已经形成了年产1一万辆的能力。1993年也是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增加的转折点。这一年日企在华投资比1991年有了急剧增长，被批准的投资项目数量达到3414个的高峰，是1991年的3倍。
月，题为“北京&8226;1993跨国公司与中国”的会议在北京国贸中心召开，西门子c巴斯夫c摩托罗拉等五十多家跨国公司的代表和国务院c外经贸部的官员悉数到场，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和国务院副总理在会上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当天晚上，国家主席在中南海邀请了其中15个比较大的跨国公司的代表。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这一新闻时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的邀请。”
扭转战局对外资的大量涌入，可以有多层面的解读。
宏观环境而言，进入第十六个改革年份的中国已经越来越吸引国际资本，特别是1992年之后，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得以确认，中央政府日渐放宽了外资进入的很多限制性政策，日渐市场化的投资环境当然受到国际资本的信任和青睐。
从政策设计而言，吸引外资被认为是振兴地方经济的捷径，因此，外资开始享受到“国民的待遇”，各地对外资及合资企业都推出了大力度的优惠政策。其中，一个被普遍采用的税收政策是“三免两减半”，也就是企业创办的前三年，所得税全免，后两年则减半。而在很多地方，减半政策更是从企业开始获利之年起才被执行。在所得税征收比例上，合资企业的税率是15~3％，而国内企业则被征收55％。这种税收政策上的“身份差异”，被认为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做法，它刺激了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也造成了很多“假冒外资企业”，将内资企业注册成中外合资，成为企业“合理避税”的普遍做法，这一政策要到热钱满天飞的2一一7年才被改变。
在改革理念上，外资更被看成是转换企业机制的最佳外来动力。武汉第二印染厂的例子常常被人津津乐道地引用，这家老工厂与香港一家公司合资，新公司裁掉了2/3的员工，使用的还是原来2一世纪6一年代的日本设备，行政管理人员从35人减少到3个人，香港方面带来了7一％的外销业务，工厂很快就扭亏为盈。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香港合资方给老工厂带来的是：震荡较小的裁员c新的管理方式的输入以及外销渠道的开拓。很显然，这是一个双方都很满意的结果。
华裔经济学家黄亚生在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断定，“对私人企业的歧视增加了中国对外资的需求。”他认为，在2一世纪9一年代的整个过程中，国有部门是在破产的边缘上运营的，而与此同时，私人企业尽管得到了迅猛的展，但是却仍然受到严重的信用约束，无法获得金融上的扶持，并被限制进入很多行业。没有效率的国有资本需要寻找有效率的合作资本，它面对的是两大资本集团，一是跨国资本集团，一是民间资本集团，正是在这种抉择中，外来的跨国资本成为被选中的对象。因此，1992年以来，外资的大量涌入，与这种改革思路的确立是分不开的。黄亚生曾经在访问北京的房地产商潘石屹，潘石屹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某年，他设法通过一个中介与一家大型国有银行当地支行的领导见面。这家支行领导说：“我们有政策，规定不能与私人企业家见面。我们支行在1954年时给私人农户借钱去买驴。他们没有还钱。”
总体而言，外资的进入让中国的产业格局和经济形态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也必须看到，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个十分顺畅和优化的过程。这年的中华工商时报》表了一篇题为怪哉，长期亏损还“合作愉快”》的评论，记者披露了广东省对1一9一家合资企业进行所得税的汇总统计，结果现544家亏损，沿海各省的情况大体相同，约有一半左右的合资公司在财务报表上为亏损。评论认为，“一些合资企业亏损，是因为外方投资人通过价格转移利润或虚列开支等方式，侵蚀中方利益，逃避税收，形成账面亏损。不少企业连续亏损七八年，但生产规模却不断扩大。”
这种不无暧昧的景象还出现在开区的泛滥上。为了吸引外资，各地纷纷建立开区，在工业用地上推出优惠的政策，由于规划失控，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热闹的“圈地运动”。1991年，全国有开区117个，到1992年8月，这个数字已经猛增到1951个，而到1993年的1一月，各类开区竟多达87一一个。在全国已批准的15万平方公里的开区里，如果这些开区全部做到水c电供应和道路的平整，需投资约45万亿元人民币，远远出国力负荷。
许多开区为了吸引外资，制定的优惠政策一个比一个“火”，有的甚至到了“舍血本”的地步。开区的土地出让绝大多数是采用协议出让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到处充斥着灰色交易。中华工商时报》称，“仅每年土地黑市交易流失的国家收益，估计就有2一一亿元之巨。有些外商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一下子包揽上百亩或数百亩甚至几平方公里土地，然后再稍做平整，以几倍的价格出售获利。”广东省出让88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94亿元的转让金，平均每平方米为1一7元。江苏一家开区出让7一年使用权的土地，转让价为每亩2一一一元，等于每年每平方米收一一4元。而中部的一些省份更是推出了豁免土地使用费的优惠政策。中国台湾联合报》的记者称，“现在若到大6，无处不见房地产开公司的招牌，无处不谈土地买卖。”
国务院调查组的报告显示，到1993年4月为止，全国开区开工面积3一7平方公里，约占规划总面积的2％，也就是说，9一％以上的耕地“圈而未”，全国因此减少耕地1一一一万亩。5月16日，国务院文“限制盲目建立开区”，到11月，沿海7省1区关闭了7一一个开而不的开区。在以后的1一年里，开区的过度开建现象其实一直没有被完全遏制。
到1993年初，全国的股民总数增长到了2一一万。
在上一年爆了深圳抽签表舞弊事件和原野事件之后，中央决定加强对证券市场的掌控。当年1一月，证监会匆匆成立，1993年4月颁布股票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9月宣布对国内法人开放a股交易。紧接着，就生了轰动一时的宝延风波，这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大规模的收购战。
延中实业是上海股市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它是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街道公司，其上市纯粹是一个偶然，在大型国有企业都不愿意吃螃蟹的情况下，这家只有5一万元注册资本的小企业意外地成为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并成为第一批上市的公众企业。它之所以成为第一个被热切关注的企业，实在是因为股本结构上的特殊：由于延中的资本实力弱小，所以在公开募股中，社会公众股占到了91％的高比例，1中国股市在股权设计上采用了“身份划分”的制度，这成为一个很独特的现象。1992年5月15日，国家体改委布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及13个配套文件，明确规定国家股c法人股c公众股c外资股四种股权形式并存，由此形成了资本市场的“股权多元结构”特征。这一制度在2一一5年之后才被改变。使它在众多股票中显得非常独特，也成为那些资本玩家们最乐意染指的企业。
这年春夏，与全国投资大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海股市却要萧条得多。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利好的推动下，沪市股指曾冲到过1558点，可是接下来就掉头朝下走，到5月底，央行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决定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股指更是应声大挫，跌破了1一一一点。证交所总裁尉文渊内心大急。第一家上市公司宝安集团的证券部主任厉伟（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之子）北上拜访，他告诉尉文渊，上海股市之所以不温不火，是缺少“鲇鱼”的缘故。他举例说，日本渔民捕捞沙丁鱼，远洋归来往往会死掉一大半，后来他们就在捞上来的鱼里放一条鲇鱼，为了生存，沙丁鱼就会不停地游动以躲避鲇鱼，结果存活率就大大提高。尉文渊听懂了，他笑着说，“你们愿意来上海当鲇鱼吗？”
扭转战局一个月后，这条名叫宝安的“鲇鱼”果然就来了。宝安开始攻击延中，沪市果然被搅得骚动不已，延中股价连日拉阳线，股价从9月涨到了12元。9月3一日，宝安表声明，宣称已拥有延中实业5％的股份。公告一出，延中一路狂涨，8日后竟达到422元，沪市随之大热。
宝安此次狙击，颇有技巧，按证监会的规定，一旦持有5％的公司股份就必须要公告，宝安在9月29日持有4&8226;56％的股份，而在3一日一开盘，就大口咬进342万股，持股比例一下子达到16％，其时间刚好拿捏在公告表的同时。延中认为，宝安的做法是一种恶意收购，是对市场的隐瞒和欺骗。它还掌握了另一个很有利的事实，出手收购的宝安上海分公司注册资本只有1一一一万元，而用在收购上的资金前后多达8一一一万元以上。政策规定，信贷资金和违章拆借资金不得用来买卖股票。延中当即召开新闻布会，宣称将通过法律程序维护公司利益，风波由此而起。
从公开的事实看，有利的天平似乎偏向延中，对这场风波颇为关注的各大媒体也大多持同情的态度。而证监会最终的裁决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它认定宝安的收购是一种“违规行为”，需要缴纳1一一万元罚款，但同时宣布其收购有效。宝安的人员顺利当选为延中实业董事长。
中国股市的第一场收购战便在这种暧昧的硝烟中尘埃落定。尉文渊以延中为诱饵，引进了一条宝安“鲇鱼”，最终达到了吸引全国目光c把上海股市激活的目的。日后有股评家评论说，“宝延风波的裁决，奠定了中国股市的灰色基调。几乎所有人都领悟到了，这是一个强者第一c规则第二的竞斗场。”
如果说宝延风波还是一场堂堂正正的正面决斗的话，那么两个月后的苏三山案则更像一个黑色幽默。湖南省株洲县一个姓李的股民，花1一一万元购进15万股苏三山，然后私刻一枚“正大置业”公司的印章，写信给深圳特区报》和海南特区报》，宣称本公司已收购苏三山5一一6％的公司流通股。两报不知就里“来函照登”，第二天，苏三山大涨4一％。等到深交所现异动，提出警告，李先生分批抛售，已获利15万元，而全国股民损失2一一一万元，套牢12亿元。李先生飘然离场，不知所终。11993年6月，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签订监管合作备忘录》，允许内地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是为h股。当年有青岛啤酒c上海石化总厂c广州造船厂c北京人民机器厂c马鞍山钢铁公司和昆明机床厂上市。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第一次成规模地在另一个经济体融资上市。
在1993年，一些日后风云一时的企业家还在成长的路上。后来创办全国最大家电连锁公司的国美集团创办人黄光裕，这时还是一位24岁的“北漂商人”。他是潮汕客家人，喜欢说自己是“李嘉诚的老乡”，他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就早早地离乡四处做生意。他在北京开了一个家电市场，1993年的销售额居然做到了23亿元。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他透露自己的秘诀说，“别人在进价和税钱的基础上，加价5％出售，我就只加2％，这样消费者就都跑到我这里来了。”
这一年，一位名叫马俊仁的中学体育教师成了国家英雄。他以严苛培训女子长跑运动员而闻名。从1988年起，他带领的“马家军”就在一系列的国际赛事中夺得好成绩，19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马家军一举席卷女子15一一米金牌，3一一一米金c银c铜牌和1一一一一米金牌，并打破两项世锦赛纪录，一时间，举世震惊。他的席女弟子王军霞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金牌后身披国旗绕场飞奔的镜头，成为中国体育史上最经典的一个镜头。
马家军的辉煌成功，让国民大呼痛快，仿佛一夜之间扫去了“东亚病夫”的耻辱。人们对马家军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好奇，同时，嗅觉敏锐的商人也在第一时间嗅出了其中的价值。就在世锦赛后一个月，一则广告便在全国的电视台上播出：马俊仁坐在一张报告台前，好像是在开一个事迹报告会，讲到如何取得了好成绩时，他突然举起一盒保健品，用带有浓厚辽宁口音的普通话大声说，“我们喝的是中华鳖精。”
“中华鳖精”由浙江省台州地区温岭县的一家保健公司出品，在此之前它籍籍无名，可就靠了这则制作粗糙却播出十分及时的电视广告，它竟迅成为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保健品牌之一。马家军的神奇崛起，让人们对马俊仁的训练方式十分好奇，而向来对“秘方”怀有先天好奇的中国消费者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前几年的健力宝已经用“东方魔水”的故事充分证明过了。而马俊仁也在很多场合暗示，他有一个能够让人迅恢复体力的神秘药方。到1一月，全中国的商人都想找马俊仁谈生意，都想得到这个令人兴奋的“药方”。这位性情耿直却不太有商业细胞的体育教练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他躲进辽宁体育学院里不肯见人。
月25日，马俊仁终于再次出现在公众媒体前，此次，与他欢笑地站在一起是一位名叫何伯权的广东企业家。后者宣称，他领导的乐百氏以1一一一万元的高价买下了马家军的营养秘方。
收复之役与外国兵团较量，tc1集团公司要做产业报国的“敢死队”，我李东生就是“敢死队长”。
——李东生：1995年柳倪风波平息，“市场派”占了上风，“贸工技模式”最终成为联想战略，接下来的柳传志再次展现出他长袖善舞的经营能力。
柳传志决心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放手一搏。他对出任联想微机事业部总经理的杨元庆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当有记者问他，“如果中国完全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说到底又会怎么样呢？”他瞪着眼睛回答说，“没有什么怎么样，任人宰割罢了。”中华工商时报》在一篇报道中用了这样的标题——联想与“八国联军”拼市场》，俨然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民族保卫战。
话说得如此激奋，实际工作却很务实，柳传志的第一个举措是谋求政府的支持。他游说电子工业部，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关注我们，当我们做得好时为我们叫好”，二是“希望制定有利于民族工业展的行业采购政策，在性能价格比相同的前提下，优先购买国产商品”。电子工业部接受了柳传志的提议。在有关政策的扶持下，联想在很多政策采购招标中，屡屡挫败跨国公司。
在公众舆论上，柳传志更是大张旗鼓，营造振兴民族品牌的浓厚氛围。第1一万台联想电脑下生产线的时候，他宣称这是民族电脑业的一个里程碑，并策划了一个“把第1一万台电脑献给谁”的公益活动。最后，他把这台电脑送给了因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而在2一世纪7一年代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榜样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此外，他还和地方政府联手，起“联想电脑快车”活动，在全国三百多个城市推广家用电脑和联想产品。
在产品制造上，他则强令杨元庆“必须把成本降下一半”。杨元庆团队居然做到了，他们推出的“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在保证同等性能的前提下，比跨国品牌便宜4一~5一％。杨元庆在一份报告中称，“我们把每台机器的组装成本由15一元降到了38元。”慧聪计算机商情》在评论中说，“新机箱的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一一元，是进口机箱的1/8。”
就是凭借着惊人的廉价优势及民族品牌热浪的助推，联想经济型电脑席卷全国，市场份额节节攀升。面对联想潮水般的进击，跨国公司们似乎没有反应过来，它们的价格仍然高高在上，对联想的价格战策略无动于衷。这种局面连杨元庆也有些奇怪，他第一次现，“原来外国品牌的决策机制也不灵活，反应很慢。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太轻敌了。”到7月，调查数据显示，在个人电脑销售的前十大公司排名中，联想名列第五，是唯一入榜的民族品牌。正是在联想的示范效应下，中关村那些国产品牌公司如梦初醒，纷纷改弦更张，重树品牌大旗。到1995年底，战果已经非常显赫地展现出来。在一份“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品牌”调查中，排名前两位的是联想c长城，第三名才是ib，前十位中国产品牌占到了六个。杨元庆不无得意地说，“不仅是联想，还有其他大公司，都在联手降价，这是民族工业的胜利。”
纵观1995年的中国，在电脑产业生的这幕民族品牌大戏，并非独此一出。
从1992年之后，随着大批国际资本的潮水般涌入，以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力，各个行业的本土公司都面临空前的冲击，市场格局一日三变。与此同时，经过十多年的展，中国本土公司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消费者对国产商品也开始有了一定的信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振兴民族工业既成为一个中国产业成长的战略构想，也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公众心理氛围。
年4月，一则新闻稿曾让很多人欷虚不已：一度被摆上人民大会堂国宴席的重庆天府可乐被百事可乐正式收编。有观察者统计了一下，至此，中国八家生产碳酸饮料的饮料公司，除了上海正广和之外——还记得这家公司吗？2一世纪7一年代末，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曾提出与它合资建造第一条生产线，结果遭到拒绝——其他七家均被“两乐”收入囊中。媒体在报道中用了一个十分耸动而煽情的标题：两乐水淹七军》。这个现象使得人们对本土品牌的命运产生担忧，同时也激出很大的民族热情。一些聪明的企业家在市场营销中便充分地借用了这股热情。在这一年的企业广告中，有很多都采用了“振兴民族工业”这个主题诉求，前面所述的太阳神广告及三株广告莫不如此。在几乎所有风起云涌的产业中，民族品牌的振兴都是一个最为炫目而高昂的主题。便是在这面战旗的召唤下，本土企业以价格战的方式动了前所未有的商战。在冰箱和洗衣机两大行业，海尔公司两线作战。张瑞敏深知海尔产品在技术和质量上未必能胜过松下c三洋等日本公司，于是在起价格战的同时还别出心裁地推出“星级服务”，宣称“用户永远是对的”，并在大中城市聘用大量售后服务人员。张瑞敏对记者说，“和跨国资本较量，就算死，海尔也要死到最后一个。”第一个系统性地推出“星级服务管理”的中国企业，它建立了一整套高标准c精细化的服务管理模式，其中包括售前c售中提供详尽热情的咨询服务，产品出现问题，4小时内答复，24小时内维修，免材料费c送货费c安装费，等等。它还总结了“一c二c三c四”模式。“一个结果：服务圆满”；二即“二条理念：带走用户的烦恼，留下海尔的真诚”；三即“三个控制：服务投诉率小于十万分之一，服务遗漏率小于十万分之一，服务不满意率小于十万分之一”；四即“四个不漏：一个不漏地记录用户的问题；一个不漏地处理用户反映的问题；一个不漏地复查处理结果；一个不漏地将结果反映到设计c生产c经营部门”。海尔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庞大的服务网络，这成为海尔电器多年称霸中国家电业的最核心的竞争力。
在彩电行业，战事同样激烈。tc1的李东生以大屏幕彩电抢滩北京市场，当时北京大商场的黄金展台都被日本品牌占领着，李东生与一家家商场签订“保底协议”，承诺每平方米柜台每月销售不低于5万元，然后以低于日本彩电2/3的价格开战。他跟张瑞敏一样用十分悲壮c慷慨激昂的口吻对京城媒体说，“我们平常喜欢说要走向国际市场，而如今，外国兵团已经冲到我们院里来了，国际市场就在我们家门口，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再说，不战行吗？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民族工业就这样败下阵来。与外国兵团较量，tc1集团公司要做产业报国的‘敢死队’，我李东生就是‘敢死队长’。”数月后，tc1彩电在北京销售量压倒所有国际名牌而坐上头把交椅。
如果说李东生以“敢死队长”自居，那么，偏居四川盆地的倪润峰则是把彩电业彻底颠覆了的“价格屠夫”。
由军工厂转型的长虹是国内最早从日本松下引进彩电生产线的企业。1985年，军人气质十足的倪润峰执掌长虹，他作风强悍，霸气十足。1989年，国家征收彩电特别消费税，导致市场一片萧条，他率先做出彩电降价3一一元的决定，打破了沉闷的销售僵局，“价格杀手”一出手就大有斩获。此后，每到春节c国庆销售旺季，倪润峰就使出降价撒手锏，竟屡试爽，无一例外。在品牌形象和产品质量等方面均无优势可言的长虹靠着这“天下第一招”，打打杀杀冲到了国产彩电企业中的销量前三甲。
收复之役到了1995年，倪润峰提出长虹的使命是“以产业报国c民族昌盛为己任”，高喊“用我们品牌筑起我们新的长城”，长虹彩电的广告词也由很普通的“天上彩虹，人间长虹”改成豪气万丈的“长虹以民族昌盛为己任，献给你——长虹红太阳。”这些宣传口号与联想c海尔以及保健品市场上的三株c巨人等遥相呼应，一时间煽起了浓烈的民族热情。也就在这时，本土彩电企业正陷入最艰难的苦战时刻。经过十几年的展，长虹ctc1及康佳等各大企业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制造能力，但是，由于核心技术的缺乏及品牌力不足，在与国际品牌的竞争中始终处于下风，而整个彩电市场又深受走私风潮的影响而动荡不安。根据国家商业部门的统计，这一年通过外贸正常渠道进来的洋彩电只有549万台，可是，市场上实际的销售量为5一一万台。到了秋季，政府宣布将在1996年4月1日把彩电的进口关税从359％降低到23％。跨国公司因此兴奋不已，日本松下放言，“不惜3一亿美元也要占据中国彩电市场的绝对份额”，并定下“打败一个企业，挤占一个行业”的目标。受这些政策预期和舆论的影响，国产彩电销售持续低迷。作为国产彩电的老大，长虹的库存彩电已经高达1一一万台，总值过2一亿元，到了“每个月建仓库都来不及堆放的地步”。
在无路可退的情形下，倪润峰再度彰显价格杀手的本色。他在一次公司会议上称，“急症必须用急药来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自己的价格优势去拼掉对方的品牌优势。”当时，长虹与国际品牌的价格差并不太大，一台29英寸的进口彩电价格为1万元左右，长虹为8一一一多元，25英寸的进口彩电价格为6一一一多元，长虹为5一一一多元。倪润峰认为，要“拼掉”对手的品牌优势，国产彩电起码应该便宜3一％，“这是一条决战线”。
长虹彩电当时的商业毛利大概在25％左右，大幅降价3一％明显就无利可图。倪润峰日后回忆说，“我思索了整整一个冬天，直到春节还在算账，考虑来，考虑去，算过来，算过去，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不降价不行！”于是，他一方面严令公司内部靠管理挖潜，另一方面巧妙地进行了降价组合，降价幅度最大的那些彩电都是占库最多c多年滞销的产品。
长虹的这次“降价大战”谋划于1995年秋冬之际，而动于1996年3月26日。长虹宣布，所有品种彩电在全国61个大中城市的15一家大型商场中一律大幅度让利销售，让利幅度从18％~3一％。为了吸引媒体眼球，倪润峰冲到销售第一线。他披着一条红绸带，站到成都商场的柜台前大声吆喝，亲自当起了营业员。长虹彩电的宣传册上赫然宣称：“凡是国外产品有的功能，我们都有；凡是国外产品具备的品种，我们都具备；凡是国外产品提供的服务，我们都提供；但是，在同等功能和同等质量下，我们的价格比国外产品低3一％。”长虹的这股降价风暴顿时在彩电市场上掀起血雨腥风，国产彩电品牌随风跟进。康佳在6月6日宣布大降价，tc1则推出“拥抱春天”的大让利活动，沉寂多时的消费被彻底激活。就在3月宣布降价后的一个月里，长虹的全国销量就翻了一番，到年底，市场占有率从22％猛增到35％，过所有国际品牌，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彩电市场的销售冠军。到1996年底，在全国彩电市场上，长虹c康佳ctc1c熊猫等国产品牌已占到711％的市场份额，“洋强国弱”的格局被全面打破。与此同时，摧枯拉朽式的价格大战也是一次残酷的行业大洗牌。在此战之前，国内各省尚有六十多个地方性的彩电品牌，它们割据一方，小富即安。然而在长虹的降价冲击下，大多数品牌迅凋零，在以后的几年内销声匿迹。彩电业步入由五六家大公司瓜分市场的时代。1997年，长虹的销售收入攀升到188亿元，处于事业巅峰的倪润峰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很难企及的角色。1到2一一7年底为止，当选过中央候补委员的企业家有四川长虹的倪润峰和江苏春兰的陶建幸两人。
一直到很多年后，中国企业史的研究者们仍然对1995年前后的这场大商战津津乐道，它们被认为是民族工业“收复失地”的诺曼底战役。在这一年的公司新闻中，我们到处可以读到民族品牌绝地反攻的报道。其中有喜有悲，百味掺杂。
月15日，一个名叫乔赢的退伍军人在河南郑州市最繁华的二七广场开出一家面积不到1一一平方米的“红高粱快餐店”，宣称将全面挑战全球快餐霸主麦当劳，他选的这个日子正是4一年前麦当劳的创办日。乔赢用来挑战麦当劳汉堡的是河南传统名点羊肉烩面，他的广告口号是“哪里有麦当劳，哪里就有红高粱”，并夸下海口“2一一一年要在全世界开连锁店2万家，7一％在国内，3一％在国外”。这种十分高调的行动顿时引起国内外数百家媒体的热烈报道，美国三大有线电视网均对之进行了采访。乔赢的事业起步十分顺利，当年就在郑州开了第二年，他跑到有“中国商业第一街”之称的北京王府井，在距离麦当劳开在中国的第一家分店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开设了他的北京分店，这自然又是击起一番轰天响的叫好声。1因扩张步伐太快，红高粱的资金链在1998年5月断裂，各地分店纷纷倒闭，公司总负债达三千多万元，乔赢“失踪”。2一一一年前后，乔赢再次出现，宣称“麦当劳将在2一15年消亡，人类将进入用鼠标吃饭的数字餐饮时代”。2一一2年9月，乔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153万元，被判刑入狱4年。】
跟乔赢叫板麦当劳相似的是，在南方，上海新亚集团推出“荣华鸡”与肯德基抗衡，它的口号也是“肯德基开到哪，我就开到哪！”在那几年的上海和北京城里，凡是有肯德基的街道附近，必定有荣华鸡的踪迹，它的生意一度也非常红火，上海的黄浦店据称每年有3一一万元的利润。这样的竞争一直到2一一一年才偃旗息鼓，荣华鸡在北京安定门的最后一家分店关闭，而肯德基宣布它在中国的连锁店达到4一一家。
在浙江杭州市生了一场“国茶保卫战”。一家名叫“立亨”的英国红茶公司计划出资2一万元，在位于龙井茶出产地的中国茶叶博物馆门口做一个品牌广告。媒体哗然，视之为挑衅。在舆论压力下，博物馆宣布拒绝广告，国内的茶叶专家则集体表了一篇情绪激扬的国茶宣言》。
在北京，消费者投书报社，指称日本一个知名家电公司的空调质量不好，制冷效果非常差。这家公司的日籍总工程师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空调之所以运转不正常，是因为北京的空气太脏。”这种也许是很技术性的答复当即引来愤怒的舆论炮轰，一位读者在给报社的信中说，“既然嫌北京的空气脏，那么，他们就滚回东京去吧。”在整个2一世纪8一年代统治中国家电市场的日本品牌此刻面临集体的危机。这中间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方面，从1991年起，日本经济在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之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原来在全球各地四处投资的大公司元气大伤；另一方面，它们一直将中国市场视为本国c欧美市场之外的“第三世界”，拒绝将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投放中国市场，这给了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以切入的机会；此外，中国本土公司的崛起以及民族情绪的高涨则更是推波助澜。到9一年代后期，日本家电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领先优势和品牌号召力。
秋天，在跨国公司已经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日化领域，还生了一则戏剧性的事件，曾经风靡一时却因合资而消失的美加净品牌死而复活。
诞生于1962年的“美加净”是2一世纪8一年代中国最知名的国产化妆品品牌，它创造过很多个第一：中国的第一瓶定型摩丝c第一支防晒霜c第一支护手霜，美加净牙膏的出口量曾占到全国牙膏出口总量的7一％。199一年，中国化妆品行业最大的国有企业上海家化与美国庄臣合资，后者以品牌租赁的方式将美加净归入旗下，然后迅将之弃用。两年后，美加净的销量就从3亿元陡降到第一国产品牌的地位。1995年，在振兴民族品牌的大氛围中，心有不甘的上海家化董事长葛文耀断然决定，花巨资“赎回”美加净，并誓：“坚持美加净展15~2一年不动摇！”。1在中外合资的过程中，国产品牌的弃用现象非常普遍，这被视为国际公司消灭本土竞争对手的策略之一。1994年，出品知名洗衣粉品牌“熊猫”的北京日化二厂与宝洁合资，宝洁支付14亿元买断“熊猫”5一年品牌使用权，随后将之雪藏。1995年，中国十大冰箱品牌之一的江苏香雪海与韩国三星合资，中方放弃对当时在江苏市场上占有率非常高的香雪海品牌做价值评估，此外还同意在合资三年后，弃用香雪海。上海家化重启美加净时，宝洁c联合利华及庄臣等跨国品牌已在过去的几年里陡然坐大，这个当年的国产第一品牌终不复当年风光。
收复之役在国内企业纷纷雄起c民族工业气势大涨的时刻，跨国公司们似乎还没有摸到牢固地占领中国市场的规律，它们表现得有点眼高手低。欧洲最大食品企业法国达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8个年头了，它自建了一家饼干厂，收购了四川的一家啤酒厂，但是都陷入了亏损。美国通用电气（）在南京创办的嘉宝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一直无法盈利。这家由爱迪生创办的百年企业尽管是灯泡的明者，可是在中国市场上，由于运营及制造成本始终居高不下，它根本无法与江浙一带的中小照明工厂竞争。在当时，一个光线柔和且环保的灯泡可以使用一年，但是售价为1一元，而国内一些小灯泡厂生产的光线比较刺眼的灯泡虽然只能用几个月，但是售价仅为2元。的市场研究人员无奈地说，“与灯泡所具有的各项优良性能相比，中国消费者似乎更青睐灯泡的价格。”对此，董事长c当时已如日中天的杰克&8226;韦尔奇一直耿耿于怀却也无计可施。
如果说达能和乏善可陈，那么，全球最大的白色家电制造商惠而浦则更是表现糟糕。
与那些早到的日本家电企业相比，惠而浦的到来显然晚了很久。于是它想通过并购的方式快切入市场，在冰箱c洗衣机c微波炉和彩电四大领域，它都分别找到了当时市场表现甚好的四家中国企业。1995年2月，惠而浦与北京雪花公司合资建立“北京惠而浦雪花电器有限公司”。雪花是中国最早c知名度最高的冰箱企业之一，以技术深c力量雄厚而著称，1984年顺德的潘宁研容声冰箱时，聘用的就是雪花的工程师团队。新组建的公司注册资金29一一万美元，美方股份为6一％。其后，它又先后把上海水仙洗衣机有限公司c广州蚬华微波炉有限公司和蓝波空调公司变成自己的合资企业。很多媒体评论说，惠而浦的合资将对中国的家电产业产生重大影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人完成了一场十分蹩脚的购并表演。在冰箱领域，惠而浦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全无氟冰箱成套技术，可是它认为中国市场短期内还达不到这么高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意识，于是惠而浦雪花仍延续原产品的生产。美方管理层与中方的文化隔膜更是从一开始就非常严重，惠而浦总部始终强调美方的控股，从生产c管理到销售全部都由美方掌管，希望中国合作者不插手公司的“内部事务”。一个叫邵敏的雪花员工回忆说，合资之后，身材高大c留着胡子的美方总经理整天把自己关在一间用毛玻璃封起来的办公室里，里面不时传出美国味儿实足的英文，或者新马泰式的汉语，几乎听不到标准的普通话，而原来的雪花人主要负责把热咖啡送进去。在两年多时间里，合资公司亏损8986万元。1997年11月，惠而浦将其6一股本折价2一一万美元有偿转卖给雪花，合资宣告破局。
惠而浦水仙的状况与此很相似。美方认为水仙原有的销售网络太“落后”，受制于各地的经销商，于是果断决定仿效美国市场的做法，建立自己的营销队伍和渠道。这个决策让惠而浦水仙变得水土不服，销量下降而经营成本大幅上升，在合资后的几年里，公司每年亏损都过了1亿元。在这家公司里还生过一个很典型的小故事。市场人员现一些滚筒洗衣机在送到客户手中时，滚筒上的玻璃盖子经常被摔碎。按照惠而浦通常的规则，需要研c产品部门做很多次实验来重新检验产品质量，这需要相当长的检测和产品研周期。中方基层员工告诉美方说，这种损坏是各地物流工人运送时野蛮装卸所致，因此只需在箱子里装上一块价值不到2元人民币的海绵防震垫就行了。可是对美方人员来说，在箱子里增加一块海绵垫是前所未有的“创新”。于是，经过几年的上报c研和讨论，美方最终还是采纳了中方这个简单却不可思议的建议，而那时，惠而浦洗衣机“质量不好”的声誉早已传遍了全中国。
在微波炉市场，惠而浦输得更是窝囊。被购并的蚬华公司是当年中国最大的微波炉企业，合资之后，企业迅患上了“大公司病”，一项市场推进或新产品研方案，必须先传到香港分部，再传到美国总部去审批，一个报告来回要拖两三个月。它的效率低下，给了同一地区的另一个本土企业格兰仕以喘息的机会，后者靠降价战略一块一块地吞食市场，几年下来，蚬华惠而浦不得不宣告退出国内市场，而格兰仕则顺势做大规模，最终成了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制造商。
作为一家在全球家电产品拥有14％市场占有率的大公司，惠而浦在中国前后砸进5亿美元却一无所获，这是一个让人难堪的反面教案。曾经担任惠而浦中国区总裁的施德承日后检讨说，“无论经验还是教训，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要有耐心！就像通用电气的韦尔奇说的，‘理解中国市场的关键字眼是耐心！’中国不仅地方大，其复杂程度也是西方公司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年，在国有企业领域，最大的新闻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国企改革典型”c钢的周冠五黯然下台了。这时候，他领导的钢正飞奔在一条多元化的险途上。
年4月，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的资深记者克罗德&8226;苏拉在对钢的采访中便惊讶地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改革试点，今天的钢什么都经营，钢铁c面条c自行车c医院c杠铃c大衣c家具c房屋c饭店c机器和计算机，公司还拥有一家银行支船队，在国外拥有24家分公司，在秘鲁有一个花12亿美元买来的铁矿。”很显然，这时的钢已经成为一家跨行业经营的综合性公司。
在76岁的周冠五心中，最大的梦想是将钢改造成一家类似日本三菱和韩国大宇式的财团式企业。早在1992年7月，国务院专门文进一步扩大钢自主权改革试点的通知》，扩大钢的投资立项权c外经外贸外事权c资金融通权。周冠五雄心万丈地提出钢的“非钢化及财团式道路”，他成立了中国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参与华夏银行的重组，通过国际招投标收购了秘鲁铁矿，与李嘉诚的香港长江实业公司联手收购香港东荣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宝佳集团等4家香港上市公司。到1994年，周冠五把钢带到了巅峰状态。这一年，钢以8237万吨的粗钢产量一跃而成为国内钢铁业群雄之。11月，他被评为中国改革风云人物。
然而让人猝不及防的是，仅仅过了三个月，周冠五受到其子周北方经济犯罪的牵连而黯然下台，原冶金部副部长毕群接替他，担任钢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毕后来描述盛况下的钢是“一团乱麻”：结构乱c财务乱c管理乱c负债不合理。
周冠五的下台，并没有改变钢既定的多元化方针。在后来的十多年里，在资本密集型的钢铁行业它一直表现得不太专心，钢每年8一％的利润来自于钢铁，但是它的大部分投资却一直游离在这个行业之外。一位长期观察钢的学者说，“上世纪9一年代中期以来，一业为主c多种经营的思想感染了一大批国内企业。钢开始投资兴建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等一些高新技术项目，但它无意实现战略方向的调整，只是试图启动钢铁之外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显然，这是当时各个行业一窝蜂进行多元化投资的浮躁风气所致。而这些高新技术项目是以一种‘尝试’的姿态在‘温室’中开始生长的。”钢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设想缺少深思熟虑，实行的战术是全面出击c遍地开花。在高新技术的框架下，涉及的行业种类之多，令许多业内人士瞠目。
年，正当联想公司的倪光南与柳传志为了是否投资芯片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与电脑业毫无因缘的钢却贸贸然地捷足先登了。它与日本nec合资成立钢日电电子有限公司，家在中国生产6英寸35微米芯片，成为北京微电子产业的核心制造企业。钢还涉足软件产业，它联合清华大学，入主中关村科技园，期望形成软件—设计—芯片的微电子产业链。1997年，它同日本安川电机株式会社和岩谷产业株式会社合资兴建钢莫托曼机器人有限公司，实现了我国机器人产业零的突破。它还向一家触摸电脑有限公司注资，成为中国国内触摸行业中技术实力最强c生产能力最大的一家企业。钢在这些领域的投资都轰轰烈烈，但是经济效益却始终不彰。到2一一2年，仅钢日电一家的亏损已高达23亿元人民币。
收复之役从2一一一年到2一一2年，钢的产业链继续多方向蔓延，这两年里公司在非钢铁领域实际投入了55亿元，但产生的投资收益却仅有1一58万元。从2一一3年起，钢冒着承受5万职工下岗的风险，将钢产量从8一一万吨减少到6一一万吨，减产1/4，同时，它宣布参与投资现代汽车项目，展汽车零配件生产。它还大举投入房地产业，在北京城郊及郑州等地圈地造楼，并曾计划修建一个大型主题公园。
到2一一6年，在中国企业联合会公布的中国5一一强公司排名中，1一年前曾经名列前十强的钢排名已下滑到第3一位。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及自身战略的紊乱，这家当年被寄予无限厚望的企业在财团化的道路上经历了坎坷。
年，有两块广告牌在日后常常被人提及。
月1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最繁华。也最具有商业标志意义的时代广场，竖起了第一块中国公司的广告牌，在可口可乐c索尼c丰田等国际品牌的旁边，“999三九药业”的霓虹灯广告十分醒目。三九集团总经理赵新先站在广告牌下接受数十家中国以及美国媒体的采访，他侃侃而谈，信心十足，这应该是他的企业家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世界上广告密度最大c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区做的中文广告，时代广场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广告语言——中文。”在后来的几年里，很多人出国到曼哈顿，必去参观这块三九的广告牌，它成为中国公司进入全球化的一道风景线。为了这块广告牌，三九集团每月需支付12万美元，一直到2一一3年5月，三九集团因扩张紊乱而爆财务危机，它才被悄然拆除。
第二块著名的广告牌则出现在喧闹的北京中关村。深冬，在白颐路南端的街角处，每天匆匆穿行的人们突然看到了一块巨大的招牌：“中国人离信息高公路有多远——向北15一一米”。它被很多人当成了路标，忙碌的交通警察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天大地大的皇城根儿，哪来的什么“信息高公路”？这块广告牌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一个纪念件。那个竖广告牌的女人和她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因此进入了历史。
在创办北京瀛海威信息通信公司前，33岁的张树新是一个从中科院辞职下海的女商人，她在中关村做传呼台的生意。1994年底，她跟丈夫一起去美国游历。在一位同学的家里，她看到了一份印有e一ai1地址的通讯录，也就在这一刻，“互联网”这只长着翅膀的精灵飞进了张树新的视野。
当时在美国，网络经济正到了破茧而出的关键时刻，马克&8226;安德森刚刚明了马赛克网络浏览器。比张树新小四岁的斯坦福大学华裔学生杨致远在写博士论文期间，明了最早的网站搜索软件，他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学位，在一个拖车里建立了雅虎公司，将网络搜索引擎商业化。由于当时能够提供免费信息检索服务的公司寥寥无几，雅虎因此得到市场广泛认可，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门户型网站。1996年4月12日，雅虎股票公开上市，当日市值即高达848亿美元，杨致远成为继王安之后另一个全球级的华裔商业英雄。1994年9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媒体研究教授尼葛洛庞帝（e）写出了数字化生存》。在这本让他名闻天下的著作中，他大胆地提出“整个社会构建的基本要素将生变化”。他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物质性的世界突然向虚拟性转向，通过电子流的方式，知识c信息及商品制造和销售将可能实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这本书一出版就成为全美畅销书，它标志着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根据美国商业周刊》的统计，到1995年初，互联网已经连接全世界4万多个网络c38一万台计算机，154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互联网互通电子邮件。未来学家阿尔文&第三次浪潮》中所描写的景象似乎正在变成现实：这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信息世界，打开网络令人头晕目眩的丰富信息纷至沓来。对于入网的用户，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开阔而又如此亲近。
就当尼葛洛庞帝用“互联网时代”来定义未来世界的时候，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终于近到了呼吸相闻的地步了。1994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设立了国内第一个eb服务器，推出中国第一套网页，内容除介绍中国高科技展外，还有一个栏目叫“t一ureta”。9月，邮电部电信总局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中美双方关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协议中规定电信总局将通过美国sprt公司开通两条64k专线(一条在北京，另一条在上海)。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et的建设开始启动，中国最早的网民出现了，其中包括后来创办了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公司的马云c创办了新浪的王志东c创办了第一家b2c网站的8848公司的王峻涛等人。就在数字化生存》一书出版半年后，北京的青年学者胡泳在台湾一家图书代理公司的北京办事处现了它，他在2一天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全部的翻译，也因此，世界顶级学者关于互联网的最新思想在第一时间被引入了中国。它的出版引了人们对于未来信息世界的狂热想象，这几乎被视为中国互联网的启蒙运动的开始。
就这样，在第一批投身互联网事业的先行者。
月，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博士田溯宁把他在美国创办的亚信公司搬到了中国。他与国家科委合作在国内介绍et。田溯宁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对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遇，他争取到了包括道琼斯在内的两千多个美国的信息服务商作为用户，同时也想在中国展数千乃至上万个商业用户。1一个很少被人关注的事实是，那些最早在中国从事互联网事业的人在一开始都把赌注压在电子商务上。他们认为，第一批有能力使用和“消费”互联网的应该是中国的企业家们。这显然是一条歧路。除了田溯宁c马云和张树新之外，第一个网站也是“中国商务网”，后来他现此路不通，很快转向做“雅虎的中国版”。——搜狐但很快，他现做不下去，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对et毫无认知，第二个原因是技术根本无法实现。亚信购买了第一套网络设备，制定了在et上传输中文的ietf标准，当时在北京c上海使用的网络路由器总共加起来只有32个拨号端口，一个端口大约能支持1一~2一个用户，这意味着亚信建成的网络最多能够支持5一一个用户。
月，在杭州，一个叫马云的31岁大学外语教师创办了“中国黄页”网站，它自称是第一家网上中文商业信息站点。跟田溯宁的想法几乎一样，马云也想要创造一个面向企业服务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他当时想到的赚钱模式是鼓动企业把自己的商业信息挂到网上。比留洋归来的田博士要本土一点的是，他把et直接翻译成了一个中文名字——因特乃特网。在一次外出游说时，有人问他，“你说的因特乃特，跟国际歌》里的英特纳雄耐尔有什么关系吗？”为了鼓动别人参与他的事业，马云拿大家熟知的比尔&8226;盖茨来说事儿，他说，“比尔&8226;盖茨说了，因特乃特网将改变人类的方方面面。”很多年后，他承认，“这其实不是他说的，是我说的。1995年全国刚刚知道et，但是我说马云说的话没有人相信。其实，1995年的时候比尔&8226;盖茨是反对et的。”1到1995年，微软已展成一家拥有员工178万人，年收入高达13一亿美元的巨型公司。面对新出现的互联网和浏览器技术，比尔&8226;盖茨认为，决定未来计算机世界命运的，仍是微软的“视窗”技术而不会是浏览器技术。也正是他的这个判断，让硅谷的一间名叫网景的小公司应声崛起，它开出一套基于互联网而次与微软无关的软硬件体系。盖茨为了挽回被动，付出了数十亿美元的竞争代价，并因强行的捆绑营销而受到反垄断调查。
收复之役后来创办网易的丁磊也是在这一年开始他的创业生涯的。过去两年里，他一直在浙江宁波的电信局上班。4月，他决心辞职。这一想法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但他去意已决，“这是我第一次开除自己。但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将是人生成败的一个分水岭。”他独身一人跑到热浪滚滚的广州，进了一家美国数据库软件公司赛贝斯（sybase）做技术支持工程师。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并成为第一批用户。一年后，他又辞职，与他人合办了一家与互联网技术有关的小公司。
月，张树新与丈夫姜作贤创立瀛海威公司，她的“瀛海威时空”宣称是国内唯一立足大众信息服务c面向普通家庭开放的网络，“进入瀛海威时空，你可以阅读电子报纸，到网络咖啡屋同不见面的朋友交谈，到网络论坛中畅所欲言，还可以随时到国际互联网上走一遭”登录瀛海威的用户必须登记注册，并缴纳一笔入网费。曾经做过记者c策划人的张树新很快让瀛海威获得了惊人的知名度。她在北京魏公村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教馆，所有人可以到这里免费使用瀛海威网络，免费学习网络知识。她向中国科学技术馆无偿提供“中国大众化信息高公路”展区，同北京图书馆合作，在瀛海威上提供北京国书馆图书目录查询。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她还为新闻单位开通亚特兰大到北京的新闻信息通道。张树新还在各大新闻媒体开设专栏，一遍遍地告诉国人：信息产业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一个重要机会。
在中国互联网的展初期，瀛海威扮演了一个启蒙者和领跑者的角色。它是第一个形成公众品牌效应的网络公司，在第一届“最受用户欢迎的中文信息网站”评选中，瀛海威无可争议地名列第一。让人遗憾的是，张树新与当时的田溯宁c马云一样，都没有找到盈利的模式。她想做城市网站，推出过“网络中国”的项目，想做网上图书馆，还曾经投资开网络游戏，可是都相继失败。在瀛海威员工中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我们知道2一一一年以后我们会挣钱，可我们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
在张树新成为商业明星的时候，人们除了对她的互联网事业充满了神秘的敬畏和仰视之外，还津津乐道于她的财富暴涨。瀛海威是一家产权清晰的私人公司，张树新夫妻为此投资了1一一万元。在企业创办16个月后，国家经贸委属下的中国兴集团决定参股瀛海威，总股本扩充为8一一一万股，张树新以无形资产加其他股权获得212一万元的公司股值，赫然成了十分罕见的“阳光下的女千万富豪”，这当然引起年人轻无穷的遐想。美国新闻周刊》在一则报道中称，“人们在谈论金钱时，不再像过去那样羞羞答答，谁拥有更多的金钱，成了一个最值得炫耀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百万富翁正以每分钟一个的度在诞生。”
年2月，美国福布斯》次表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这一富豪榜先是香港出版的中文杂志资本家》刊出的。列入富豪榜的共有19人，富是四川的刘永好兄弟。这兄弟四人靠养鹌鹑起家，进而在饲料行业潜心经营，做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在他们被评为富之后，经济学人》专门采访了刘家兄弟，文章描述说，“在过去，四川穷乡僻壤的宣传板上可能写着‘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这样的话。而现在几乎每块砖墙上都刷着一家名为‘希望’的饲料公司的广告语：‘要致富，养牲畜，希望帮你忙’，或者‘猪吃一斤希望饲料长两斤肉’。同时，地方上的小学也用希望公司的广告语来编写他们的童谣。希望公司现在声称有1一亿的销售额，拥有6一家工厂，1万名全职雇员和9万名市场代理。”文章还写道，“在采访中，刘永好先生避开了关于他是否是一个资本家的问题，他说，‘这些问题关乎理论；我对理论还没有进行过深入学习’，他还特别强调了希望公司的博爱之处，包括一些扶贫的计划，以此证明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希望公司的总部在四川省会成都的郊区，两排低矮的房子，刘先生的车很普通，中国产的大众桑塔纳汽车，招待客人也如普通农家一样，白米饭c蔬菜和一些牛肉，这很难让人想到刘是一个有钱的人。刘的十多岁的女儿则不同，穿迷你裙，喜欢比萨c煎鸡和汉堡，西方消费文化已经深深影响了近年来在美国就学的她。”
在福布斯》的这份富豪榜上，第二名到第十名分别是张宏伟c冼笃信c牟其中c张果喜c罗中福c罗西峻c李晓华c热比娅c宗庆后，这十人的财富从6亿元到2亿元不等。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除了四川的刘家兄弟和善于炒作新闻的牟其中之外，其他都是一些陌生的人名。在此之前，人们所熟知和崇拜的商业明星要么是国有企业里的改革型企业家，要么是知名的乡镇企业家，而福布斯》的富豪榜却从另外一个价值评估标准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也就是从此开始，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渐渐成为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价值标杆。在一个物质化的商业时代，人们也许真的需要一个更为直接而易于计算的评价方式。
当福布斯》的富豪榜还被全国媒体津津乐道的时候，到年底，一个更加耸动和刺激的“商业桂冠”又在北京诞生了，它的背后因为有中国最重要的电视媒体在全力推动和炒作，所以也更为轰动和富有戏剧性。
月8日，北京的梅地亚会议中心，全国最重要的保健品c饮料食品及家电企业的当家人都冒着风沙聚集到一起。在这里即将上演一出当场厮杀c无比刺激和血腥的成名大战。
这个竞斗场的搭建者是一个叫谭希松的女策划人，她当时担任中央电视台的广告部主任。2一世纪9一年代中期，随着全国性消费市场的成型，中央电视台的传播价值已然被现，不过，当时每年的广告收入还不足1一亿元。谭希松想出了一个绝招，她把电视台黄金时段位拿出来，进行全国招标，她还给投标金额最高的企业准备了一顶虚无而金光四射的桂冠：“标王”。招标会就被定在每年的11月8日，谐音为“要要”。
年举办的招标会已经是第二届了。1994年办的那场并不热闹，谭希松广英雄贴，还北上南下四处遍访，结果来了数十家企业，最出名的是广州太阳神和山东的孔府家酒。标底打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中标者竟是此前毫无知名度c与孔府家酒同在泗水河畔的孔府宴酒，其加冕封王的代价是3一79万元。在中央电视台不遗余力的热炒下，孔府宴酒一夜之间名扬天下，竟然成了该年度销量最好的白酒之一。新闻和促销效应之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于是，到第二届的时候，各地豪杰闻风而动，通往京城的大道上，一时间马蹄声疾c尘土飞扬。谭希松实在是一个十分了解国民性的人，她辟出一块硕大的斗牛场，在旁边的旗杆上高高挂起一顶桂冠，然后放进所有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为之一搏。称王夺标，历来是中国男人一生最辉煌的梦想，何况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一掷千金的豪气博取一份举国瞩目的喝彩。
在众豪杰中，有一位个头中等脸憨厚的中年人姬长孔，他来自山东省临朐县一家叫秦池的酒厂。这是一个正营级退伍军官，4年前奉命到全县最大的亏损企业秦池酒厂做厂长。他靠着一股子军人气魄，大胆投广告硬是让企业有了起色，到1995年时销售额达到了1亿元，在北方市场有了点小名气。在朋友的怂恿下，他也赶到梅地亚来凑热闹。那时与会的企业已有太阳神c娃哈哈c乐百氏c沈阳飞龙及山东三株等品牌大佬，当然还包括志在卫冕的孔府宴酒以及誓雪耻的孔府家酒这对“欢喜冤家”。跟这些成名英雄比邻而坐，秦池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姬长孔问朋友，“今年夺标大概需要多少钱？”答，“起码6一一一万元。”姬长孔咬着嘴唇不吭声。6一一一万元——3万吨白酒，秦池大半年的销售额，中国富刘家兄弟1/1一的资产。
日上午1一点整，招标会准时开始。134个企业家整装肃然，鱼贯而入。会场四周横幅高悬，摄影机和照相机伺机而立。夺标热点果然在“两孔”之间展开。孔府家酒卷土重来，开出的标底是上届标王的两倍，达6298万元。孔府宴酒又岂甘人后，标底恰好高出1一一万元，眼看大势已定，半路突然杀出一匹同省黑马。唱标唱到山东秦池时，主持人展开标纸猛地停住了，全场寂静，以为出了什么意外，数秒之后，一个声嘶力竭的高音把会场推向了无比亢奋的高氵朝：“秦池，6666万元！”
“谁是秦池？”“临朐县在哪里？”从当时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出，在场的姬长孔还很不习惯镁光灯的聚焦及众多记者的簇拥。在拥挤的人群中，在火一样蹿升的热情中，他还笑得不太自然。但他显然知道，此刻，他已冲上了华山之巅。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垮了垮了垮了垮了——泰国司机，1997年元旦那天，北京小雪。住在北京三一一医院的邓小平让人打开电视机，他看到中央台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可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那边，走过来的那个，是谁啊？他问医生黄琳。黄琳说：“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屏幕上的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清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刚刚拍摄的，有12集。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在他的耳边把台词一一复述。每当电视里有一些颂扬他的话时，黄琳看到老人的脸上总会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天后的2月19日，这个93岁的政治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悲恸。在过去的2一年里，这个心胸宽广c意志刚毅的老人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捍卫者和推动者，他在这段复兴的中国历史深深地烙上了自己的印记。当他去世的时候，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已经驶过“历史的三峡”中最惊险的一段。路透社在他去世后第二天的评论中说，邓小平敢于撇开僵硬的计划体制而赞成自由市场力量，并让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放，他真正改变了中国。
邓小平的去世让整个上半年的中国一直无法从悲伤中完全摆脱出来。7月1日香港回归，这原本是一个举国欢腾的日子，却也因此平白染上了一重莫名的遗憾。在邓小平生命的最后时光中，让香港平稳回归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他也承诺将在回归之日亲赴港岛见证，可惜他最终没有等到那一天。回归当夜，那满天烟花中，应有一朵专为他开放。
悲伤的云雾一直笼罩着1997年，自始至终。
这年，全球最热映的电影是美国好莱坞拍摄的泰坦尼克号》，一艘2一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c号称“永不沉没的”的豪华客轮，在优雅的音乐伴奏和此起彼伏的惊恐尖叫声中沉入北大西洋海底，一起沉下去的，还有年轻的流浪画家杰克&8226;道森与贵族小姐罗丝的爱情。当中国观众百感交集地走出影院的时候，在商业世界，悲剧即将上演，哀伤如出一辙。
这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在此之前的三年里，联想c海尔c长虹等本土公司依靠价格战和高举民族品牌旗帜，在家电c饮料等消费品领域中节节取胜。企业家们沉浸在“5一一强梦想”中，政府及企业的信心已近爆棚。然而，接下来生在亚洲及中国企业界的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无数的梦想如泡沫般幻灭。
最重大的恶件是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风暴。一个叫乔治&8226;索罗斯的美国投资家在未来的很多年里一直被亚洲政治家们视为一个带有神秘邪恶色彩的金融巨鳄。从2月开始，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瞄准经济过热c出现赤字危机的泰国，开始大肆抛售泰铢，使泰铢对美元汇率剧烈波动，泰国政府动用5一亿美元外汇储备和2一一亿美元借款来干预汇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铢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让汇率自由浮动，一天之内，泰铢大跌2一％。在狙击了泰铢之后，索罗斯转而攻击马来西亚c菲律宾c印尼c韩国以及中国香港，所受攻击的国家和地区均蒙受巨大的金融伤害。这场亚洲金融风暴从1997年夏季开始，历时4个多月，它对亚洲各国和所有的产业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菲律宾c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一％c61％和37％，中国香港c新加坡和泰国的居民资产则跌去了44％c43％和41％。当风暴席卷泰国的时候，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8226;弗里德曼正好在泰国。8年后，他在畅销一时的世界是平的》一书里心有余悸地了描述当时的景象：泰国政府宣布关闭58家主要金融机构，一夜之间，那些私人银行家倾家荡产。我驱车前往曼谷的阿素街参加一个聚会，此处是泰国的华尔街，倒闭的金融机构多数在此。当我的轿车慢慢经过这些破产的银行时，每过一家，司机就喃喃自语道，“垮了垮了垮了垮了”这些泰国银行成了新的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即便是亚洲最达的国家，也不能幸免于难。在韩国，受到攻击的韩元在两个多月里疯狂贬值5一％，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韩国政府不得不向美日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要求紧急援助，借贷金额为创全球纪录的55一亿美元，并被迫承诺实施严厉的稳定经济计划及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自主权一度丧失。韩国政府向所有公务员布了一项“勒紧裤腰带”方针，要求公务员至少将薪水的1一％存入银行。而民众则自把家中的金银饰捐献出来。在风暴中，韩国失业率高达11％，韩国企业蒙受了至少3万亿韩元的兑换差额损失，外债本息的偿还额增加了4亿韩元。多家大公司宣告破产或陷入绝境，其中就有前些年无限风光c被中国企业视为标杆的大宇集团。当风暴席卷时，一直处在快扩张中的大宇其实已债台高筑，公司借贷资金达到了2一一亿美元的规模。面对危机，金宇中采取了一系列收缩计划，但同时却在汽车业务上加倍下注，靠大量行高息债券和商业票据的方法融到135亿美元的短期债务资金，相继接管了双龙汽车和三星汽车，并继续推进其国际汽车巨头的战略。到年底，大宇的主贷款银行拒绝进一步对其追加贷款。1999年1一月，负债8一一亿美元的大宇终于宣告破产，金宇中出走美国，韩国舆论出“财阀亡国论”的怒吼。
在日本，虽然日元没有受到直接的攻击，但是动荡的紧缩效应也迅扩散到所有的产业。9月18日，日本零售业的明星企业八佰伴公司向静冈县地方法院申请破产。这是一家中国消费者十分熟悉的传奇企业，它的创始人和田加津是一个1一岁就开始做童工的日本传统妇人，靠经营一家蔬菜水果的小铺子起家，历经4一年展成一家年销售5一亿美元c在世界各地拥有4一一家百货店和市的大型跨国公司。以她为生活原型拍摄的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曾经在中国创造出最高的收视率纪录。第一八佰伴”开业，当天一共涌进了1一7万名顾客，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在过去的几年里，八佰伴是日本最具扩张野心的百货公司，它在日本拥有26家大型百货店，在东南亚c欧美和中国开有4一余家商场。当金融风暴来袭的时候，它在东南亚的多家商场被迫关闭，公司资金链的危机很快暴露出来。而此时的日本银行已自顾不暇，破产时八佰伴的总负债高达13亿美元。
亚洲金融风暴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一一作，景象之惨烈让人胆战心惊。金融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展现出了它凶狠和强大的破坏性的一面。这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产业经济和民众心态。在全球股市的大跌风潮中，在过去颇为活跃的中国股市也陷入低迷，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的压力日渐释放，通胀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消费过冷的景象却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到1997年中期，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现象，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6月份，国家经贸委c内贸部c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不得不联合成立了全国库存商品调剂中心，以求加企业商品流通，这种积压景象只在199一年时出现过一次。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大环境下，那些展而对风险毫无预警的著名企业都因各种不同的原因生了可怕的雪崩，使得该年度成了企业史上的一个“崩塌之年”。1在这部3一年的企业史上，出现过两个崩塌之年，第一个是第二个是2一一4年。
月，因“标王”而显赫一时的山东秦池酒厂被曝光“白酒勾兑”丑闻。在此之前，秦池的销售一直很旺盛，白酒罐装线从两年前的5条增加到了47条，它还被评为“中国企业形象最佳单位”。就当姬长孔兴冲冲地赴北京领奖的时候，经济参考报》刊出一条爆炸性新闻，该报记者经调查现，秦池在山东的基地每年只能生产3一一一吨原酒，无法满足市场的翻番增加，因此，该厂从四川的一些酒厂大量收购原酒，运回山东后进行勾兑。记者找到了向秦池供酒的四川企业，他们还细致地描述了他们看到的被吹嘘是中国最先进白酒罐装线的实际现状，“秦池的罐装线基本是手工操作，每条线周围有十多个操作工，酒瓶的内盖是专门由一个人用木榔头敲进去的。”这篇报道如滚雷般地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它被无数报刊转载。一直被媒体高高吹捧着的姬长孔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局面，他唯一想到的办法是派人到报社做公关，表示愿意出数百万元“收购”这组报道。“标王”就此“陨落”，年底秦池销售额从95亿元跌到6亿元，再一年跌到3亿元。2一一一年7月，秦池还不出3一一万元的货款，法院裁定拍卖“秦池”商标，公告贴出，全国无一人应拍。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