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象擦着地面飞驰的火箭，穿过一座座高山，越过一道道河流，不到8个小时，就将我从雪雨交加的北方送到了烈日烧烤的深圳。

一路上，我就象个，过一两个小时就减一件衣服，到了深圳北站，身上只剩下一件t恤和短裙。

南方城市欢迎北方客人的这种热情，绝不亚于我那位师母。

一周前，我去导师梁教授家里作毕业告别，师母特地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大餐。看我太客气，就将鱼呀c虾呀一块块地硬塞到我的碗里，嘴里还不停地挖苦着学校食堂，好象我是一个受尽食堂虐待的弃婴。

她的热情撑得我回去后两天都没再进食。当然，师母这样一个副教授级别的人，她的热情可不能仅仅用这些物质价值来概括。她儿子去年考上了美国一所大学材料科学的博士，她希望我也去美国他儿子的学校读博。其中的意思不言自明，两人在一起发展发展感情。

梁教授倒比较开明，给了我指了两条路：一条是在他手下继续读博，他举荐免试录取，另一条是去美国那所大学，他给那边的教授写信推荐我。

我没见过他们的儿子。饭后，师母热情洋溢地把她儿子的所有相册c奖状c证书摆在餐桌上，一张张地介绍，从刚出生到26岁一张不落。说实在的，人长得还不赖，各方面表现也不错，是个上进的好苗子。

两天后，在实验室再次单独见到梁教授时，他一再解释他没有那个意思，只是师母的一厢情愿，行不行完全看缘份。导师说他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一个女孩子到社会上打拼是不明智的。我的理论功底较好，如果上完博士c留校搞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可能更有前途。

梁教授的话的确很有道理，对我也很有诱惑，但师姐在深圳创造的传奇，更让我心动。

师姐叫沈婷婷，是我本科时最好的闺蜜，也是校艺术团的台柱，毕业后更成了我们女生心目中的偶像。她的一句话，胜过了导师和师母的千言万语。最终，我还是在梁教授一次次的“可惜”声中登上了开往深圳的高铁。

我上大一时，沈婷婷慧眼发现了我，把我招到校艺术团。她跟我都属生物科学学院，高我一级。我们很快成了最好的闺蜜。她性情高冷，除了我，很少跟其它人交往，不管男生女生。

学校里那些成天请客送花的男生，在她的眼里，只是些四五月里没熟的李子——又酸又涩，根本不值得交往。她大四时，有个富二代开着宝马车在校门口等了她一学期，每个周日上午十点准时等在校门口，带她去外面兜风玩耍，但最后还是被她果断给甩了。

大四毕业那年，师姐在全省大学生毕业招聘会上大放异彩。当时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知名企业都来现场招聘，有四五家上市公司给她发了录用意向书，最后她选了深圳一家金融公司，直接当上了总经理助理，实习期的基本工资就高达1万元，一下子就赶上了我们大学教授的工资，惊掉了我们所有人的下巴。

她毕业后到那个金融公司工作了半年多时间后，又跳槽到了另一家公司，升上了副总，两年后跟老板结婚，并帮助老公把公司搞上市，一下子成了拥有几亿资产的富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