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皇帝话里李继隆听出了少许警告的意思李继隆身体一绷赶忙起身拜道：“陛下教训的是是臣多嘴了！”

刘皇帝却摇了摇头示意他坐下自个儿则再度陷入了凝思。

朝廷对边军后勤的供给为什么要分批分部搞得那么复杂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把边军的后勤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也保证对军队的控制。

但也造成了一个问题那就供给上的大量损耗李继隆的话是没说错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损耗都是无谓的是可以避免的只要采取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

早年的时候在大汉还没有一统天下国土还没有扩张到如此广阔之时哪怕从京城调派军需也是足以支撑并显得没有那么地靡费。

但如今显然不同了在转运上的损耗支出以大汉的体量都会肉疼的。就说西南的云南、安南两道如果所有的军需都从京城调拨就根本不现实。

朝廷也是早就考虑到了这些再加上两次北伐、几次对外扩张早就对后勤供给做过大的调整在靠近边陲的道州进行物资屯储中转。

比如山阳一线的边军到如今就有半数的物资是从太原调拨实际由山阳道直接供应的只占一小部分。

但这些改变于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因为太原的军需仓储其中也有不少是从两京中转的。

归根朔源又得落到大汉的财税转运制度上了。早年因为藩镇割据为了削平地方的山头集大权于中枢刘皇帝曾对地方大动刀子军权、财权是动得最狠的。

从一开始不断削减每年各地的留存钱粮税收从五成到三成到两成到最后干脆全部上缴再有朝廷统一分配进行统筹调用。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矫枉过正的问题结果是朝廷牢牢地掌控了全国的财政大权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但同样的在那一进一出的过程中大量无谓的损耗便产生了。

并且地方留存全部上缴朝廷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不到两年就被废弃朝廷又开始放松限制松脱绳索了。

到如今地方每年财税能够留存两成进行地方建设、行政运转以及日常开支已经成为定制了。这还是朝廷税收全面转入以铜钱计数的情况下。

当初那是连粮食、绢帛、布匹都要如数上缴的那个时候所产生的浪费才是令人咋舌的举全国之力供养一个开封城就是那时的现状。

但不论中枢与地方在财税上的分配制度如何变化对于军需供给却始终没有根本上的变化哪怕到开宝十五年了仍旧是由兵部主导对全国的军队后勤进行统筹的调度安排有大量的粮食军械也确实是从两京发出的。这是朝廷掌控军队最有力有效的办法尤其在边军规模庞大的情况下。

李继隆的建言不是没有道理至少按照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有些看起来比较冗费的做法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河北的军粮不用先输送京城再由京城发往太原最后转运到山阳再派发各军、戍堡而是可以直接从河北往太原往山阳输送。在其中可改进的余地很大。

至于于边地兴建军需仓储首先在刘皇帝这里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说其他当边军能够就近支取粮食、军械之时倘若有一日生出什么变故造起反来岂不是更加方便只要攻破了那些仓场就能获取叛乱军需

有鉴于此刘皇帝是宁愿供馈的过程中多谢损耗也不愿意放松管控。以山阳一线的边军为例有云中、太原两大后勤基地供给维持就足够了不需要再多建其他军仓。

这一场父子、翁婿之间的夜谈持了很久几乎到夜半时分方才结束酒喝了三壶下酒菜也消灭了五盘另外还赏足了湖光夜色。

从边地轰轰烈烈展开的部族政策到北疆的安全问题引申到军力、戍防再到军需供给、后勤体系。

蓦然发现自己的大汉帝国似乎处处都是问题彷佛哪里都需要调整改革以应对新时期下的发展这让刘皇帝郁闷难解的同时也不得不打起精神。

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刘皇帝是有了更加深彻的感触而越到太平时候则越需要小心。毕竟在太平时候很多危险与矛盾都是隐藏在那太平无波的水平面下太过具备迷惑性也容易让人放松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