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肖冬梅从玻璃罩下出来，已是九天以后了。对于她，那似乎是又死了一次又活了一次。而九天相对于三十四年，差不多等于一天和一秒的关系。“二进宫”并没使她的身体产生特别异常的反应。那有玻璃罩的东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高科技。里边和外边的区别，也只不过是空气的洁度而已。玻璃罩里边的空气是绝对“卫生”的，而且氧成分的比例对于她的肺及脑是最适当的。同时一根导管向她的血液中输送着专为她研制的药剂。
她醒来时是早晨八点钟左右。当然的，她已经在玻璃罩外，已经躺在自己那个房间的床上了。阳光满室，很明媚的一个早晨。在她的床头柜上，还摆着一只此前不曾有过的花瓶。花瓶里插着一簇花。不是玫瑰、郁金香、康乃馨之类的花。而是从院子里剪的草花——扫帚梅、菊、鸡冠花之类。还有一盘金灿灿的，来不及结籽的向日葵。杂插一处，倒也煞是好看。
她一睁开眼睛，最先见到的是“老院长”。他坐在她床边的一把椅子上看书。
她礼貌地说：“您早。”
“老院长”的目光离开书，望向她，慈爱地微笑了。
虽然她也是红卫兵，他却渐渐地开始喜欢她了。
“你早，女孩儿！”—— “老院长”合上了书。
她问：“我怎么了？”
他说：“你没怎么呀。”
“真的？”
“真的。”
“对我撒谎可不对。”——她的口吻，听来像大人在对小孩子说话。
“我没撒谎。”——“老院长”不禁又慈祥地微笑了。
“那……您为什么坐在我床边呢？”
“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不过，一觉醒来，见您坐在我床边，我就不免犯寻思了……”
“寻思什么，女孩儿？”
“我喜欢您叫我女孩儿。”
“回答我的话嘛。”
“我寻思……我寻思……我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不对劲儿的情况，给你们添新的麻烦了？……”
“没有，女孩儿。你只不过一觉醒来罢了。而我坐在你床边，是因为……是因为……想等着你醒来，和你聊聊天罢了。”
“您？想和我聊天？这太使我高兴了。其实我也想和您聊天。但是觉得您太严肃了，怕惹您厌烦。”肖冬梅坐了起来，这才一扭头瞧见花，顿时一脸烂漫：“呀，多美的一簇花！您替我剪来的？”
“老院长”默默点头。一条纪律已经传达——谁也不许告诉她，她又死过去了一次。而这条纪律对于她的三名红卫兵战友，尤其是必须严格遵守的。
“您看的什么书？”
“小说。”
“您也看小说？”
“偶尔看。假如别人向我谈论时下的一部小说多么多么好，我便会挤出时间翻翻。反过来也会挤出时间翻翻。没人说好也没人说坏的小说，我是不看的。”
“那么这一部小说呢？”
“既有人说好得很，也有人说坏得很。”
“您认为呢？”
“我赞同后一种看法。或许后一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我宁肯赞同错误的看法。”
“能借给我看看么？”
“老院长”刚才随手将小说放在花瓶旁边了。肖冬梅的手刚触到书，“老院长”已抢先将书拿在手中了。
他说：“不能。”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有一个才十五六岁的女儿，我绝不允许她接触这种内容的书，所以对你也一样。”
“我明白了。”
三十几年前的初一女生，不觉地脸就红了。她正准备无拘无束地流露一番的好心情，如同正准备张开的贝的壳，受到了惊吓而一下子又闭上了。她有些嗒然若失也有些不知所措似的，将脸转向窗子，在明媚的阳光中眯起了眼睛。
她自言自语地说：“这阳光照得人真幸福，活着多好哇！”
“老院长”不失时机地教诲道：“所以，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
肖冬梅缓缓将脸转向了“老院长”，拖长语调说：“我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呀！”——她那种成心拖长的语调，包含着相当明显的，对长辈的教诲表示谢绝的意味儿。其实，她更想说的是：“您怎么知道我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如果您不是这么以为的，您的话不是有点儿多此一举么？”
“老院长”从她的语调中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也自言自语似的说：“某些人啊，一老了，就不怎么可爱了。比如我，动不动就教诲下一代。而有些道理其实是起码的道理，又有谁不懂得呢？”
肖冬梅却又情绪索然地躺倒下去了。她不看着“老院长”了，望着天花板了，近乎赌气地说：“我就是一个不懂得那些其实是起码的道理的女孩儿！”
“老院长”说：“我们女孩儿可不是那样的女孩儿。我们女孩儿可懂事啦！”
肖冬梅说：“您别夸我。您夸我也不是诚恳的。”
“老院长”蒙受了不白之冤似的说：“我是诚恳地夸你的嘛！”
肖冬梅说：“您就不是诚恳的！诚恳不诚恳我听得出来。”
“老院长”说：“不讲理，不讲理。你这是不讲理嘛！”
肖冬梅说：“不打自招了？刚虚伪地夸了别人两句，转瞬间就暴露成见了？”
“老院长”大叫起来：“我？我虚伪？……”
肖冬梅也提高了嗓门儿：“我？我不讲理？……”
于是二人都不甘示弱地较量起目光来。彼此望着，都扑哧笑了。
肖冬梅说：“您千万别生气啊，我逗您玩儿呢！”
“老院长”嘟哝：“我是你可以逗着玩儿的么？再犯这种错误，一定严惩不贷！”
“那，怎么严惩呢？”——肖冬梅又坐了起来，在被单下弓起双膝，两肘支在膝上，双手捧着下颏，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初中女生，确乎的，非常渴望与面前这位二〇〇一年的长者交流。但她一时又找不到一个可能是共同话题的话题。她不愿放弃此刻这种好机会，也就只有紧紧地抓住着。像小猫得着一个线团，用爪子拨来拨去，不在乎线团被挠得乱七八糟只怕线团被人夺去了。从此地“逃”出去过以后，尤其是受了“大姐”胡雪玫的影响以后，在城市里刷过夜以后，再回到这个地处郊区的院子来，她是十二分的不情愿的。她感到非常的寂寞。觉得百无聊赖。她已经不想和自己的红卫兵战友（包括姐姐）说什么了，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也不回忆三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因为靠那种回忆已根本无法消除内心的寂寞。她要知道关于今天的中国的一切新鲜事儿。正如猫儿一旦吃过活蹦乱跳的鱼，对鱼骨刺就无兴趣了。
如果现实中激动人心的事物太多太多，人就不肯再回头看过去了。对于少男少女们，这尤其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肖冬梅又说：“怎么严惩呢？”
她唯恐“老院长”觉得和她说话没意思，应付她几句起身便走。九天如一夜。好比迷信的说法——三十几年前的事，似乎是她的“前世”经历了，被新的记忆一遮盖，变得古老又模糊了。而那新的记忆，自然便是她在城市里的短暂经历。她迫切希望在继续下去的谈话中，“老院长”能向她大谈今日之事。
“老院长”脱口道：“怎么严惩？方式多了。饿你三天，看你还逃走不逃走！”
“老院长”对于红卫兵肖冬梅的渐渐喜欢，并非由于她长得像他的什么人。不。完全不是这样的。她不像他花季年龄时期的女儿，也不像他妻子的少女时期。他渐渐地喜欢她了，仅仅因为，在“文革”后的二十余年中，他再就很少接触她这种年龄的下一代。他觉得她似乎是他生的。那有玻璃罩的医疗器，仿佛就是他孕她的子宫。而三十几年的一段历史，乃是连接着她的脐带。对于地球上的生物而言，这无疑是最漫长的怀孕期。她前后两次在玻璃罩里度过了不少个日日夜夜。在那些日日夜夜里，他曾无数次守护在玻璃罩外，关注着她呼吸的有无。连她睫毛的眨动，都在他的密切关注之下。就算她只不过是鱼缸里的一条鱼，倘一旦由自己千方百计地救活，那也会对之产生感情的呀。何况她是一个花季少女！
他的话音刚落，肖冬梅立刻大叫：“我饿！我要吃饭！”
“好，你等着，我为你服务！”——“老院长”说罢起身，心甘情愿地走了出去。
他忘了带走那本因内容过分色情而遭禁的书。门刚一关上，肖冬梅急速地将那本书塞到自己枕下了。
“老院长”并没给她端来一份多么像样的早餐。无非一小杯牛奶，两片饼干。
肖冬梅噘着嘴嘟哝：“就这点儿呀？”
“老院长”说：“你的胃还很弱，不能进行负担太重的消化。”
“我的胃不弱！在大姐家里，我一次能吃比这多四五份的东西！”——肖冬梅表示不满。
“别跟我提你那位大姐！从今天起，你的饭量由我控制！”——“老院长”的口吻严肃得不容商量。
肖冬梅吃着喝着的时候，“老院长”就为她读一份带来的晨报。他读道：“朝韩双方，又进行高层会晤……”
肖冬梅口嚼着饼干评论道：“好！”
他抬头问：“你一点儿都不惊讶？”
肖冬梅不假思索地说：“人家在为统一进行和谈，我惊讶个什么劲儿呢？”
“老院长”愣了愣，继续读：“美国总统就朝韩高层会晤接受记者采访……”
“有照片么？”
“什么照片？”
“现在的美国总统的。”
“有啊。”
“让我认识认识他……”
红卫兵肖冬梅接过报纸，端详地看了会儿，又发表一字之评道：“酷！”
于是“老院长”又愣了……
在那个上午，三十几年前的初一女红卫兵，与二〇〇一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气氛很是轻松地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不，用“交谈”一词，未免太郑重了事实上是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了两个多小时。不，用“闲聊”一词，也是不太准确的。因为两个得空有闲的人，倘若意气相投，那是往往越聊越热乎的。而他们聊得却并不怎么热乎。或者这么说，那一种轻松的气氛，实际上是一种松懈的情形。明明松懈而又勉强为续，轻松的下面也就有着几分的滞重了。好比两个曾是邻居的，多年不见的老太婆，其中一个某日忽然成了另一个家的不速之客。亲亲热热的，从前又没有值得那样的感情基础。不亲热，又似乎对不大起曾是邻居的特殊关系。而不聊够一定长度的时间，双方内心里便会觉得是冷淡。尽管热乎是难求的，冷淡的气氛却更是双方都不愿出现的。所以东一句西一句的，说的尽是些多一句不嫌多，少一句不嫌少的话。其实那情形连闲聊也算不上的，只能算闲扯。对的，他们是闲扯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心里，原本都是有着与对方交谈的渴望的。交谈的渴望所以变成了不冷不淡的闲扯，双方都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因为他们双方都是有动机的，那动机又都未免的太“个人主义”了。在红卫兵肖冬梅这方面，渴望从对方口中听到的是关于中国今天的种种新奇之事。她的潜念里，有种尽快与今天完全“接轨”的热情在涌动在高涨。“老院长”的话一不谈今天，她听得就没劲了。在“老院长”那方面渴望从她口中听到的，恰恰相反，是对发生在中国的，三十几年前的那一场政治灾难，有所反省有所忏悔的话语。怎么说她也曾是一名红卫兵啊！现在她已经明白她是在二〇〇一年了呀！那么她不是应该有所反省有所忏悔的么？三十几年间，除了在他获得“平反”的文件中，有那么一行几句铅印的歉意性的文字，再就没任何人对他表示过歉意。更没任何人在他面前忏悔过。他听到最多的是谴责和控诉。仿佛没谁不是受害者。仿佛那场史无前例的曾经声势浩大的政治灾难，是千千万万外星人直接参与了才成为灾难的。仿佛外星人们早已回到外星去了。即使他在谈到三十几年间中国发生的种种大事件时，目的也是非常之明确的，为的是启发眼前这一名三十几年前的初一女红卫兵，使她能结合着认识到她当年的错误。然而红卫兵肖冬梅口中就是一句反省的话忏悔的话都不说。看去她的样子也不是成心地偏不说，而是头脑里根本就没有该反省该忏悔那么一根弦。只有一次二人的交谈碰撞出了火花。那就是他在谈到克林顿与卡斯特罗的“世纪握手”时，红卫兵肖冬梅很是怀旧地唱起了曾在中国流行一时的古巴歌曲《美丽的哈瓦那》：
美丽的哈瓦那，
那里有我的家，
明媚的阳光照新屋，
门前开红花，
……
万恶的美国庄园主，
逼死了你的妈，
妈妈她刚死后，爸爸又遭毒打
……
肖冬梅唱得挺有感情，挺动听。
那首歌“老院长”也是熟悉的，便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唱着唱着，觉着不大对劲，晃了晃头，暗中拧了自己一下，几乎顺势漂回从前的思维，才又猛跑回二〇〇一年的现实中来。
肖冬梅唱完，一时沉默，仿佛她是一位古巴少女，哈瓦那是她自己的家乡，而且仍被“美帝国主义”侵略着似的。
“老院长”怕惹她思乡，赶紧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你想知道关于苏联的事儿吗？”
肖冬梅眼神儿迷惘地摇摇头。
“老院长”一时没其他的话可说，便不管她感兴趣不感兴趣，一味儿地自说自话：“苏联已经是历史了。再谈它得说‘前苏联’了。它解体了！”
他想，要是她真思乡起来，哭着闹着立刻要回家，并且使她的三名红卫兵战友也都哭着闹着要回家，刚刚稳定下来的局面，不是就又被破坏了么？
肖冬梅问：“解体怎么回事儿？”
纯粹是出于礼貌的一问。
“解体就是由一国变成几国了呀。”
“那不就是分裂了么？”
“解体和分裂不同。解体是和平方式的。”
“好。”
“好？”
“和平方式的还不好么？”
“它解体后的俄罗斯总统现在是普京……”
“……”
“普京之前是叶利钦……”
“……”
“苏联的最后一届领导人是戈尔巴乔夫。他接的是契尔年科的班。他在他的任期内实行了总统制。其后访问中国，受到了我们中国很热烈的欢迎。回国后不久便被软禁在克里米亚，是叶利钦解救了他。两人亲密拥抱后，叶利钦迫他辞职……”
红卫兵肖冬梅一手掩口打了个哈欠。“老院长”就不说下去了。
肖冬梅赶紧表白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她觉有失礼貌，很窘的样子。其实她是故意的。起码有那么几分是故意的当然也不无倦意。刚从九天休克般的状态活转来，身体各方面的系统都未免是娇弱的。但绝不至于倦到在一位可敬长者与自己说话时面对面打哈欠的程度打哈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苏联的一切事引不起她丝毫的兴趣。她希望赶快换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何况，枕下还有一本对方不肯借给她看的书呢！她一觉得话题没意思，好奇心就转移到那本书上去了。三十几年前，她和姐姐看什么书这种事儿，父母也是要严加管限的。她和姐姐都知道那类书无非是怎样的内容她们从不偷看，好奇心虽有，却没多大。然而枕下那一本书，可是今天的中国作家写的呀！这使她每想到它一次，好奇心就增长一倍。
“老院长”低声说：“没什么。”
他说完这句话，竟也有点儿窘起来。仿佛有失礼貌的一方是自己似的。他暗自觉得，“没什么”三个字，恰恰证明了他挺在乎她的哈欠似的。并且，他是那么的奇怪——这三十几年前的小女红卫兵，倘对“现代修正主义”不复存在了，以及怎样解体了的过程都不追问究竟，不感兴趣到了对面打哈欠的地步那么她到底对这世界上三十几年中发生了的什么事感兴趣呢？
两人相互歉意地笑笑，一时无话。
“老院长”交谈的热情降温了。进而索然了。
肖冬梅看出了这一点。
她说：“再讲讲。您刚才讲到那个叶什么解救了那个戈什么……”
其实她交谈的热情也降温了，也觉得索然了。所以她说完违心的话后，脸红了。她感到怪对不住眼面前这一位可敬长者的交谈热情的。她暗暗谴责自己——三十几年前，“美帝”和“苏修”，可是中国的两大敌人啊！其中之一如今不复存在了，你怎么都不想听听它是怎么解体的呢？何况“老院长”他讲得多简明，一点儿都不唆！你却被枕头底下那一本自己不该看的书吸去了魂似的，你已变得多么不可救药了啊！……
即使她不脸红，“老院长”也看出了她是怎么回事儿。
他起身道：“我看你还没睡够。再睡一会儿。充足的睡眠，能使你的身体尽快健康起来。”
这话正中肖冬梅下怀，她装出特别乖特别服从的模样点了点头。
“老院长”走到门口站住了，转身回望着她说：“我没忘了什么东西？”
肖冬梅眨眨眼睛，肯定地回答：“没有呀。”
他寻思着又说：“我怎么觉着，忘了什么东西呢？”
肖冬梅煞有介事地这儿瞧瞧，那儿望望，还掀起被单抖了抖，然后调皮地说：“您就是有什么东西忘在我这儿了，我还能昧下么？”
“老院长”笑了：“我可没那么想。”
他刚一出门，肖冬梅就光着脚跳到地上，三步两步跑去将门插上了。她没立刻就回到床上。她站在床边，拿起枕头拍得更松软些，先竖着放了，预备靠着。紧接着改变了主意，认为还是枕着舒服，便又平放了。头一挨枕，一只手就同时伸向枕下，摸出了那一本仿佛偷来的书。那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两行黑体字是——“连年走红作家；惊世骇俗之著”。“走红”一词，她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流落于城市的那两天里，她听别人在谈论“大姐”时说过“走红”一词。只不过前边加上一个字是“曾”……
“从星期五的下午，我无时无刻不在想象自己和他疯狂做爱……”
那小说便是这样开篇的。
三十几年前的初一小女红卫兵，顿时看得血脉贲张，全身火热，连呼吸也不由自主地屏住了……
她更加放不下那一本小说了……
整个上午，另外三名红卫兵也没出过各自的房门。
他们处于“洗脑”阶段。这是救护他们活下来，并使他们成为新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如果不能使他们成为新人，也就是与二〇〇一年的时代主流思想合拍的人；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从他们的头脑中洗涤掉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思想，那么“疗养院”里他们以外的每一个人，就都会不同程度地认为，自己们的人道主义责任和义务其实只完成了一半。严格地要求，甚至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好比虽救活了人的命，被救活的人却成了精神病患者、白痴，甚至也许会对社会有危害的人。当然身负责任和义务的人们并不那么的天真，并不认为在短短的九天或再多一些的天数里，自己们能通过什么有效的方式，使他们的“中国病人”们的头脑焕然一新，完全没有了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思想。不，他们并不这么幼稚。所采取的也非是强迫的方式。他们只不过为另外三名红卫兵的房间里重新配备了电视机，影碟录放机，书刊画册，以及全国各地十几种大报小报，还有电脑。
开了一次核心成员会议。会上讨论得很热烈。甚至时时发生激烈的争辩。有人说为他们每人的房间里配备一台电视机不算过分，但还要配备影碟录放机的话，则就未免太那个了？
“老院长”倒显得特别开通。他说录放机那东西不是降价了么？便宜的不才几百元么？该花的那就得花。只要我们能做到，就应使他们尽快地熟悉新事物。
反对者说，那不是也得替他们收集一批影碟了么？
支持“老院长”的人说影碟更便宜了，盗版的十元钱能买三四盘。
反对者又说，盗版影碟里内容乌七八糟的太多了，总不能为他们成立一个审查小组？
“老院长”不爱听了，也不耐烦了，一锤定音地说：“别争了。我亲自审查。”
支持他的人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其实，也应该让他们从电视里看到香港台天线设备好解决，包在我身上了！”
“老院长”也不征求别人的看法了，“官僚主义”地批准道：“当然！香港已经回归了么！那就由你去解决！”
配备电脑的提议尤其遭到反对。
有人说他们会操作么？难道要为他们先开几次电脑操作常识讲座不成？
提议者说那有什么呀？操作说明书一份份地给他们了，保证他们半天就能操作，一天就能打字，一天半就能成网民了！
反对者连连摇头：网上多少垃圾呀，对现今的中国毫无免疫力的三名三十几年前的青少年，要是一下子从网上学坏了可咋办？
提议者就据理力争：要是上网对于他们都成了可怕的事儿，那他们将来怎么办？自杀？还是再由我们来帮他们安乐死？免疫力，免疫力，不接触“疫”“免疫力”又从何谈起呢？
“老院长”又拍板道：“电脑，给！上网的自由，给！五花八门，三教九流只要不是黄色的，反动的，都让他们见识见识嘛！对于今天的中国，好的方面我们就坚持说好。不好的方面，也没必要藏着盖着！好或不好，暂由他们自己去感受，去鉴别，去下结论嘛！总之要让他们尽快了解三十几年间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
他的话获得了他的支持者们的一阵掌声。而他的支持者们，当然皆是中青年人。散会后，他们一边往外走，一边议论，说他的表现可爱极了。说没想到他的思想竟如此开明。而他的老字辈的同仁们，却都说他的头脑“热发昏”了说他莫名其妙，完全被年轻人们所左右了。有的居然扯住他，不让他走，质问他是否有讨好中青年人的私心杂念？否则为什么对中青年人们的提议一味支持？
而他振振有词地回答：“谁对我支持谁。”
其实，质问他的那一种私心杂念，他确乎是有的。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特别是在赵卫东深更半夜“滋扰”他的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关于他的胸怀问题的窃议传到了他耳中。他是个事事要求自己体现长者风范的人。身为长者，胸怀问题受到怀疑，不能不引起他的自我反省。既有窃议，必有腹诽，他再这么一想，就为自己一向接近完美的形象深感忧虑了。所以他的态度和立场，难免的在这第二次“核心成员”会议上向中青年们倾斜。矫枉往往过正，一倾斜就几乎彻底倒向了中青年们一边……
那些中青年“核心成员”们，提议或表态时的想法倒是很单纯的。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不管三名三十几年前的人是不是红卫兵，总之首先是中国人，让对方们先享受点儿中国“改革开放”的一般成果，肯定是有益无害的……
于是赵卫东们九天里可有事儿干了。平均下来，各自每天至少看三四盘碟。除了看碟还看电视呢！于是各自房间里的电视机，每天至少有十五六小时是开着的。即使在他们翻报刊时，也是开着的。好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某些中国家庭的大男人们，一旦凭票或走后门买了一台电视机，虽然只不过是黑白的九寸的，却立刻就迷恋上了，一看就非看到荧屏上出现雪花为止。电脑对于他们来说更是妙不可言的东西了。上网费已替他们交了，说明书已发给他们了，他们又都不是笨蛋，那么闯“聊天室”还有何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