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肖冬梅又被“大姐”送了回来。

她仿佛是童话里那个小女孩儿，心被冻成了冰，融化需要过程。二〇〇一年的城市仿佛是一盆炭火，也仿佛是她久违了的乐园。她不愿回来，正如童话里那个小女孩儿一旦置身在夏季的原野，便再也不愿回到白雪女王囚禁她的冰的宫殿。

“老院长”在电话里命令她必须按时赶回。

她怏怏地问：“为什么？难道我是一个兵？而您是长官？”

“老院长”说：“当然不是那样的。我们要开联欢会。缺了你怎么成？”

而她说：“没劲。缺我缺我。祝你们联欢得好。”

她一说完就将电话放下了。

胡雪玫从旁批评道：“我怎么觉得人家话还没说完，你这边就不耐烦了似的？多不礼貌啊！”

她说：“是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没觉得我不礼貌。”

紧接着说：“大姐你今天带我去哪儿玩儿？”

胡雪玫还没来得及回答，电话又响了。仍是“老院长”打来的。他语气严厉地要求胡雪玫将肖冬梅按时送回，迟一分钟都不行。否则，她永远也别想再见到肖冬梅了。

她说：“等等，我让她接。”

而“老院长”那端，却将电话挂断了。胡雪玫无奈，只得从命。

所以肖冬梅是噘着嘴回来的。

联欢会开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气氛一点儿都不活跃。幸而主持联欢的是乔博士。他挺善于营造欢乐的。歌也唱得不错。气氛稍一沉闷，他就主动献歌。一会儿唱老歌，一会儿唱新歌。肖冬云、李建国、赵卫东都经他反复动员唱了歌。只肖冬梅无论他怎么动员，别人们怎么鼓掌就是不肯唱。事实上，她一直噘着嘴满脸不悦地坐在角落。“大姐”那一天原本是要带她参观水族馆的。她因她和“大姐”的计划被打乱了而极不开心。对于她，参加这种联欢会，怎么会比参观水族馆有意思呢？何况，“大姐”还答应她，参观完了水族馆再直接到体育馆去，在那儿可以射击，射箭，玩保龄球，游泳和学健美操……她已经三十几年没游过泳了啊！赵卫东代表他们读了一封感谢信。她和姐姐和李建国经过一致的表决，将代表他们的资格郑重其事地授予了赵卫东。他虚情假意地拒绝了一番。其实他们都看得出来，他明明是巴望重新获得那一种资格的。他将感谢信写得很热烈，朗读得也心潮澎湃似的。比他所预期的掌声还要长久的掌声，使他又暂时恢复了以往的自信。一首《八角楼的灯光》，也唱得底气十足感情充沛。如果说他们是作为客人一方，那么作为主人一方的乔博士们，倒显然是为联欢进行了准备的。不但有人唱歌，还有人说相声，演双簧，变戏法总体而言，更像是主人一方在为客人一方义演……

联欢会结束后，乔博士请他们四人先不要走。他将他们带到了会议室。“老院长”和几位核心也跟了去。各自落座后，乔博士的主持人角色由“老院长取代。

肖冬梅嘟哝：“还要开什么会呀？”

而姐姐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老院长”也朝她望了一眼，目光是复杂得没法儿分析的。

他语调极为凝重地说：“孩子们，现在我向你们宣布——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家乡是哪一个省哪一个县了……”

四名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你看我，我看你，似乎一时都没听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家乡对于他们，也是家的所在地呀！也是母校的所在地呀！也是有爸爸妈妈生活在那儿的一个县城呀！

在他们失忆了的头脑中，家乡有时是具体的，具体而又模糊。像拍在过期胶卷上的景物。若朝着阳光，或许还能猜辨出拍的是什么。倘洗印到相纸上结果却只不过是一纸的黑白混沌罢了。阳光乃是他们的人性本能。它只在触景生情触物伤心之际，才将他们因失忆而近乎幽暗的头脑照亮一瞬。而复活以后的每一天里的更多的时候，家乡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两个汉字，一种概念。那种情况下他们仿佛都是没有家乡的人。仿佛是由一坑水所诞生的水中虫。不，对于水中虫，诞生它们的那一坑水，也意味着是生于斯也将亡于斯的家乡啊！不不，他们简直是从大气中诞生的一样。好比雪花，好比雨滴，好比冰雹，在某一季节某一种气象条件下，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意识里几乎没有什么可叫做怀念的情愫。仿佛也不是由父母所生养的。仿佛不晓得父母二字与各自有什么相干……

“老院长”对他们的宣布，如同一柄斧，一下子劈裂了他们失忆的头脑；或一柄凿，一下子将他们失忆的头脑凿出了一个孔。于是人性的“阳光”由外部而不再是由心灵内部照射着他们的意识了。于是家乡竟不再是两个汉字一种概念了，似乎是与他们发生过很密切的联系的地方了。并由此蒙！地感受到了对爸爸妈妈、童年和少年、母校和老师，以及种种模糊的记忆的亲近……

他们各自的眼睛都不由得睁大了。他们的目光也都复杂得没法儿分析。

“老院长”又说：“是的孩子们，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家乡是哪一个省哪一个县了，你们不久就能够还乡了……”

他还想多说几句什么，但分明的又觉得说什么都显得多余了。

于是他退开去缓缓坐下了……

于是有谁拉上了窗帘……

于是投影屏上映出了一座中国三十几年前的，偏远省份某山区县城的面貌。它给人以土气而萎靡不振的印象。街道狭窄。两旁的房舍旧陋不堪，有的甚至东倒西歪。它使人联想到鲁迅许多年以后所见到的“闰土”……

“这是我们的县城！”

首先指着投影屏幕叫起来的是肖冬梅。她居然离开座位，走到前边去，凑得极近地看。仿佛只有那样看，才能看得更清楚似的。而其实不然。

投影屏幕上的画面每隔几分钟变换一次。乔博士特有分寸地把握着时间。当画面没被认出时，他是绝不会变换它。当它正引起惊喜和兴奋，也不会。只有当他觉得一幅画面已成功地对四名失忆者的记忆达到了连续激活的效果，并且他们的记忆在渴求着新的刺激了，他才变换它。

“瞧，这不是我们县城那家照相馆么？我们都在那儿照过相的？……”

肖冬梅又叫起来。

而姐姐肖冬云大声说：“小妹你躲开，别挡住我们视线！”

而李建国也忍不住吼道：“你安静点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家乡！”

当画面一变，李建国竟也情绪失控地站起，激动地指着高叫：“那是县委！看旁边那幢小楼，我家不是就住在二层么？难道你们都没认出来？……”

投影屏上所呈现的，皆是那一座县城的文史资料馆按请求寄来的老照片。

“咱们县一中！”

肖冬云的声音。在那一种情况之下，一向文静的她也不禁地一反常态了。

“姐，这是爸爸呀！……”

肖冬梅又走到了投影屏前，踮起脚，伸手抚摸着“爸爸”的脸；望着呈现在投影屏上的爸爸的照片，肖冬云顿时泪如泉涌，呜咽而泣……

投影屏上始终没出现与赵卫东有亲密记忆关系的画面。因为他家当年住在县城边儿，县文史资料馆没保存那一条小街的老照片。

灯亮了。窗帘拉开了。

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都流淌着泪水，只有赵卫东显得异常平静。

他问：“我们的家乡现在还是那样么？”

乔博士告诉他，呈现在投影屏上的全都是三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年代的照片。如今，那县城肯定已经旧貌换新颜了。变化究竟有多大，到时候他们最有发言权……

“什么时候？”

“你们回去的时候啊。”

“我们怎么回去？”

“由民政系统的同志陪你们回去。我们对你们的责任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还剩下一部分经费，不但够你们回家乡，还够你们全国各地观光一番。那笔钱是社会各界关爱你们的人和方面为你们捐的。我们都认为我们一分钱也不能截留，全都应该属于你们。”

“老院长”回答得由衷、坦荡而又光明磊落。

赵卫东仍问：“还有一个问题，也许是我所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是不是一旦把我们送回去，就让我们呆在那儿了，不再管我们的什么事儿了？”

“老院长”沉吟了一下，低声反问：“你指的是哪些事呢？”

而李建国按捺不住地嚷道：“这算问的什么！先回答我的问题——我父母如今活得怎么样了？”

肖冬梅立刻表态：“同意！这也正是我想首先知道的！”——说罢，回头问姐姐：“是姐？”

“老院长”也似乎不想正面回答赵卫东的话。起码是不打算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立即正面回答。从乔博士告诉他当年的红卫兵们的家乡找到了以后，欣慰之余，他内心便继而替他们感到忧伤了。而乔博士接着向他汇报的情况，使他的心理又开始承受着一种压力了。联欢会是他主张举行的。他希望通过欢乐的气氛冲淡必将接踵而来的大悲哀。现在他意识到他对联欢会的效果预期过高了。

他将暗示的目光望向了乔博士。

于是乔博士说：“那么，就由我来宣布关于你们的父母们的情况。我是不情愿用‘宣布’这一词的，因为听起来仿佛冷冰冰的。而我一时又想不到另外一个更适合的词。事实上，这是我所充当的最有难度的角色。我却一筹莫展只有向你们读这一页从你们的家乡电传来的纸上的文字。这上面是这样写的：

李建国——父亲在一九七〇年，因不堪忍受莫须有之政治罪名下的迫害自杀身亡。母亲于一九八四年病故于县民政局办的养老院。哥哥李建宇，现任县电力局局长。

肖冬云，肖冬梅——父亲在一九七一年，因不堪忍受反复批斗和人格凌辱精神分裂，长年沦落街头，死于车祸。母亲今尚在世，收住于县民政局办的养老院，但已于多年前患老年痴呆症。经认真访寻，认为二姐妹在本县已无直系亲人。

赵卫东——父病故于一九八六年；次年母亲病故。一姐一弟仍在本县。姐目前失业在家；弟以摆摊为生。

……

乔博士读罢，室内寂静异常。

他又说：“由我来读这页纸，我感到十分遗憾。但我觉得，仍有必要告诉你们这样一点：你们家乡的有关部门，为协助我们了解你们的父母及亲人现在的情况，做了大量细致的访询工作。他们对他们所提供的情况的准确性，是郑重地做了保证的……”

突然的，肖冬云肖冬梅几乎同时放声恸哭。

紧接着李建国也爸呀妈呀地哀嚎起来。

“老院长”没劝他们中谁。他不知该怎么劝。他默默地离开了会议室。

另外几位“核心”人物也垂下目光相继离去。

乔博士走到肖冬云身旁，将一只手轻轻按在她肩上，真挚地劝道：“三十几年了，人世沧桑，节哀，啊。当姐姐的，得比妹妹刚强些，对不？”

见肖冬云一边哭一边点了下头，他也离去了。

只赵卫东没哭。甚至，也没流泪。他两眼定定地望着雪白的投影屏，仿佛是瞎子，什么都不曾看到过；仿佛是聋子，什么都不曾听到过；也仿佛是哑巴，什么都不曾问过；还仿佛仍是一个失忆人，什么都不曾回想起来。

然而，进入会议室以后，拿在他手里的一个又大又圆的橘子，确乎是被他攥扁了。橘汁顺着他的指缝，一滴又一滴，无声地滴落在红色的地毯上……

那一时刻，他内心究竟想些什么，没人能比较清楚地知道。因为他不曾说过。那成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

四名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开始了在全中国各大城市的旅游观光。他们最先到达的是天津。在天津逗留了两天，乘一辆中巴沿高速公路到达北京。北京是他们的一个梦。天安门广场曾是他们的精神圣地。曾是他们一心朝拜的红色的“耶路撒冷”。他们在北京观光了一个星期。故宫、颐和园、圆明园、香山、长城，总之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对于他们，北京少了一道他们最为熟知的革命风景。那就是天安门城楼对面，广场两侧“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和那句一百年来影响世界的著名口号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使他们都不免觉得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有些孤独。在他们心目中，“马恩列斯”的画像，以及那口号标语，以及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同组成着首都北京的标识。但对于他们，北京也多了些新的事物。首先自然便是毛主席纪念堂。陪行的民政部门的同志，安排他们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其次便是一幢幢目不暇接的摩天大厦。他们还在某娱乐城看了一场俄罗斯风情的舞蹈演出。而开演后才知道并非他们以为的什么民族舞蹈，而是几乎全裸的高大又苗条的俄罗斯美女们的艳舞。不过并不低俗。追灯摇曳，红光紫气，流霞溢彩。美女们的艳舞热烈、神秘、性感、魅力四射、迷幻旖旎。两名陪看的民政部门的同志顿觉不安，认为带他们看这类演出是自己们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交头接耳讨论了半天，打算带他们离去。最后统一了态度，决定顺其自然既来之，则安之，何必太过自责。这一决定显然是明智的。因为四名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一个个看得目不转睛，如醉如痴。比周围观众鼓掌鼓得更起劲儿此种情况之下硬将他们拖拽走，似乎也太缺乏理解了……

在工人体育场，两名带队者陪他们看了一位当红女歌星的专场演唱。肖冬云得知每张票要二百元，主张不要看了。她不便说票价贵，只说自己们不能太奢侈，什么都看。而两名带队者笑了，告诉他们其实也不算贵。说要是想到了下岗工人自然就会觉得奢侈。又说有时候最好就别去想。说前两年，一名是歌星的台湾小女子来北京举行专场演出，头等票价高达两千元呐！而连演三场场场爆满，总共售出了六万多张票。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直听得瞠目结舌，如听外星之事。缓过神来以后，接票时也就心安理得天经地义了。从此口中再未说过“奢侈”二字。赵卫东对两名带队者一路上的一切安排，都持没有态度的态度。仿佛是一位哑巴君王。仿佛一切高级的待遇，对自己而言，都谈不上什么奢侈或不奢侈，都是不必庸人自扰的事。享受没商量。而在两名带队者方面不但相互之间每每意见相左，各自内心里也常常矛盾。他们既希望使赵卫东们多看看三十几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多了解多接触三十几年来尤其近几年来的新事物，又顾虑不少，怕在自己们的安排之下，使赵卫东们看到了不该看到的接触和了解了不该接触不该了解的。赵卫东在四人中年龄大两岁，他们自然就将他对待为四人中的代表人物，委决不下之时，自然也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而他似乎早已有了一定之规，以没有态度的态度相应付。如果说，在“疗养院里，他还很在乎他在四人中的代表资格和特殊地位是否如三十几年前一样巩固一样不可取代，并且更在乎是否被悄悄篡权了；那么自从离开“疗养院”那一天起，他显然已决心彻底放弃自己在四人中的代表资格和特殊地位了。他做这一决定究竟又是缘于怎样的想法，也没有任何人清楚。只有一点，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和两名带队者是看出来了的——他那样对他是绝对有好处的。因为他只要心安理得充聋作哑地接受别人的周到安排和服务就行了……

肖冬梅对水族馆的浓厚兴趣，在北京获得了最大满足。到了天津，相比之下，她觉得“大姐”家所在的那一座城市，原来算不得多么的繁华。那一座城市的那一条步行街，也不过就是一条禁止车辆通行的街道而已了。到了北京她就简直觉得那一座比自己的家乡县城大十几倍的城市，只不过是一座毫无特色可言的中等城市罢了。

离开北京以后的路线是西安、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重庆成都……

这路线是乔博士、“老院长”及两位民政部门的同志共同制定的。

因为到了西安当然也就意味着离延安很近了。而延安既是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目的地，也是三十几年前的四名红卫兵的长征的目的地啊！

他们自然去了延安，并且在宝塔前留了影。那些日子延安多雨，延河水很浊，所以他们都没有像在路上打算的那样，扑进延河痛痛快快地游泳。他们只不过在延河边上象征性地洗了洗他们的脚，以画他们夭折于三十几年前的“长征”的句号。他们所住的招待所当天供水系统出了故障。他们晚上没洗成热水澡。而他们早已都习惯了每天晚上洗热水澡。没洗成已是一个大问题了。第二天当两名带队者说要去参观革命圣地的处处窑洞，赵卫东头疼，李建国闹肚子。四人中出了两名病号，那一安排最终取消。两名带队者看出了他俩的心其实在西安，而非延安，顺其愿说——既然不能参观了，呆在延安也就没多大意思了，莫如回西安！

他们都说是英明的决定。

于是第二天上午就返西安。一路上赵卫东的头也不疼了，李建国也没嚷着停车找地方拉稀……

家乡一旦没了父母没了亲人，甚至也没了是自己家的房子，家乡二字在人心里所能唤起的亲情，以及种种人性反应，也就减少一半了，甚至一多半了。

对于赵卫东们，情况正是这样。否则，他们是会强烈地要求乘飞机直抵家乡所在的省份的。现在，他们的心理恰恰相反。不，肖冬云姐妹俩与赵卫东和李建国的心理还有所不同。因为她们苍老了的母亲还活着。尽管已经痴呆了，她们还是希望早一天见到母亲。但她们又不便声明自己们的愿望。确切地说，是不愿影响赵卫东和李建国旅游观光的兴致。她们都清楚，如此这般有人陪行，有人一路为之安排食宿的事，在四人以后十年的人生中，甚至以后的一生中，都未必再能有第二次了。赵卫东和李建国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都希望中国更大更大，主要城市更多更多，而回家乡的路线更长更长。李建国和他的哥哥从小感情特好。但既然哥哥已是电力局长了，既然两名带队者告诉他，电力业被叫做“电老虎”，是很有钱的行业，电力局长在哪儿都是坐当地最好的小汽车的局长，他也就对哥哥没了什么牵挂，觉得早一天见到晚一天见到都没区别了。赵卫东的姐姐不是亲姐姐，是继母所生。他的母亲是带着那个姐姐改嫁给他的父亲的。他当时已两岁。之后有了他的弟弟。在父亲、母亲、姐姐和弟弟之间，他一直认为只有父亲才与他有血缘关系。这当然也是一个事实。那么既然父亲已不在了，他就认为自己实际上没有亲人了。他从没觉得他的弟弟值得他亲。正如他的姐姐从没觉得他值得她亲。

事实上这一行人不只六个。而是七个。第七个是胡雪玫。以上那些大城市，胡雪玫当然早就去过。有的城市还不止去过一次。但以前去，或是受邀请演出，或是凑成个“班子”走穴。经济效益第一，没有什么第二。钱一到手，抬脚就走。完全不是旅游的性质，更谈不上观光的雅兴。现在，钱是很挣了一些了只要不追求豪华的生活，这辈子是够花了。何况，邀请少了，走穴的好年景不再了，于是寂寞之时，每思忖着应该全国各地转转了。旅行社组织的团体旅游她是连想也不想的。跟随些陌生男女，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那是不能遂她的愿的。结二三良伴成行自己好，但有几个人能与她一样，不必每天上班，时间全由自己支配呢？

肖冬梅在电话里依依不舍地向她告别后，她在电话那端吃吃直笑。

肖冬梅说：“人家心里难受，你还笑！”

她说：“你要告别就告别呀？”

肖冬梅说：“那又能怎么样呢？”

她说：“我跟去！”

肖冬梅说：“肯定不行的呀，带队的人不会为你出路费啊！”

她说：“谁要他们出路费！”

于是她就自费跟随着了。

她当然是冲着肖冬梅才做这一决定的。起初，她还摆谱。肖冬梅们坐硬卧车厢，她坐软卧；肖冬梅们住普通宾馆，她则住二星以上的。后来就觉得没意思了。那算怎么一回事儿呢？长途跟踪的密探似的！于是也坐硬卧车厢了，也住普通宾馆了，乘飞机也不非订头等舱的票了。于是一路上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与肖冬梅在一起了。俩人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嘀嘀咕咕又神神秘秘的肖冬云见她与妹妹之间感情确实已深，也就只有随她俩亲近了。每到一地，照例是肖冬云和妹妹住一个房间。但实际上，更多的晚上是肖冬梅住到胡雪玫的房间里去了。肖冬云呢，索性对妹妹采取无为而治的宽容态度。一路上有胡雪玫关照，肖冬梅从未丢失过东西，肖冬云倒也乐得不操心了。民政部门的那位女同志姓张，肖冬云们都称她“张阿姨”。“张阿姨”对胡雪玫曾挺排斥，说得严重一点儿曾挺防范。似乎胡雪玫心怀叵测，一路跟随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几天观察下来，觉得她并不像自己怀疑的那样，也就渐渐接受她是一名编外成员的现实了。民政部门那位男同志姓郝，肖冬云们都称他“郝叔叔”。“郝叔叔五十多岁了，是当年下过乡的老高三，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业已熬成一位处长了，是“张阿姨”的顶头上司。他倒挺喜欢与胡雪玫近乎的。得着机会就主动搭搭讪讪地聊。而胡雪玫，投其所好，一口一句“郝处长”恭恭敬敬地叫着，哄得他一路上开开心心的，每对她说：“能有幸认识你真是缘分，真是缘分！”胡雪玫则必说：“哪里哪里，我认识郝处长您才是缘分呐！”——她说得特虔诚。而肖冬梅看在眼里，心中暗笑。她知道她的“大姐”那纯粹是虚与委蛇逢场作戏。

一行人中幸亏多了胡雪玫。否则一路上不定多别扭。李建国与赵卫东之间已有点儿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肖冬云与赵卫东之间，也根本不能恢复从前那种一唱一和，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的关系了。赵卫东是绝对不跟她主动说话的了。仿佛她是不止一次使他戴过绿帽子的不贞的前妻。而肖冬云，显然的总试图修补两人之间的关系，但她的良好愿望却每一次都被他的冷若冰霜彻底抵消。于是她也不怎么爱搭理他了。李建国与肖冬梅之间呢，他心中有“病”，连她看他一眼，他都惴惴不安地赶紧低下头去，哪里还敢多和她说什么呢？趁只有两人单独在一起的当儿，他每做贼心虚地问：“你没事儿？”——肖冬梅便狠狠瞪他一眼，顿生气恼地说：“你以为你没事儿我就会也没事啊？我这方面事儿大了，你等着瞧！”结果李建国就会无地自容，躲开唯恐不及。那么只剩下他和肖冬云之间还有些话可说了。但只要四个人同在一起，他也只能和肖冬云长话短说，怕赵卫东醋意大发。肖冬云亦有同样的顾虑，因而每当李建国与自己说了几句话，她就暗传眼色制止他。四名三十几年前曾同甘共苦过的红卫兵，三十几年后关系无奈地复杂化了。每个人的内心里甚至都觉得，关系不但复杂化了，而且，简直还庸俗化了。连较为正常的关系都不可求了……

这么一种破败了的关系，虽引起过“张阿姨”和“郝处长”的疑惑，但毕竟还不足以成为他们所重视的事。他们以为四名红卫兵各自的性格就那样儿。

“张阿姨”曾问肖冬云：“哎你们当年，一块儿长征时，互相之间话就不多呀？”

肖冬云想了想，肯定地回答：“是的。”

她忍不住又问：“那，你们当年……怎么会商量着一起长征呢？”

肖冬云又想了想，避实就虚地回答：“一言难尽。”

李建国为了使肖冬云的话听起来不是掩饰，叹口气附和道：“对。张阿姨，那真是一言难尽啊！”

而“郝叔叔”这时以教导的口吻说：“好旅伴是不对他人以往的经历刨根问底的。”

“张阿姨”白了他一眼，从此再不问肖冬云“一言难尽”的问题……

胡雪玫一经改变了她的策略，一经与六个人同吃同住同行止了，局面就大为不同了。她是性格何等活跃之人！哪怕一个小时的沉默气氛，对她也仿佛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虐待。她一路心情好的没比，唱歌，讲笑话，自嘲，调侃别人。熟了以后，连“张阿姨”和“郝叔叔”也难以幸免不遭她的俏言谐语的侵犯。“张阿姨”是庄重妇女，自知不是对手，无声微笑而已。“郝叔叔”却分明的很喜欢被她调侃，虽也不是对手，竟不甘拜下风，而且唇枪舌剑之间，自得着属于自己那一份儿乐趣。往往一副虽败犹勇，虽败犹荣的样子。但是胡雪玫从不调侃赵卫东。她倒不是惧他。她会惧他么？是不喜欢他。因而不屑于。她调侃起来最没顾忌的是李建国和肖冬梅。他们倒也愿意和她贫嘴，为的是从她那儿学到“新新话语”……

即使在乘火车时，胡雪玫也是一个善于活跃周边气氛的人儿。她就像一种叫“蓝精灵”的热带鱼，只要有它存在着，同鱼缸的别种鱼，包括最喜欢独处的鱼，都会受之影响处于经常又活泼的游动状态。而这对鱼的健康是有益的因而“蓝精灵”又被叫做“教练鱼”。胡雪玫与“蓝精灵”的区别有两点——“蓝精灵”通体闪烁神秘的蓝色的磷光，而她在衣着方面喜欢抢目的暖色；“蓝精灵”当“教练”是本能的；而她与人们打成一片是有前提的。那前提是她自己情绪好，并且觉得面对的人们配。一路上她没有情绪不好过。所以她每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与周围形形色色的陌生的男人女人们谈笑风生起来了。人自己情绪好，便会觉得别人可亲。一路上她常被推选为乘客代表。连列车员、列车长和乘警，也都对她有深刻的印象。肖冬梅特爱听她与周围的人们海阔天空地聊无论什么话题她都能与人聊得起来。肖冬梅觉得听她与人聊天简直受益匪浅甚至有茅塞顿开之感。总之她对她的“大姐”是越发的亲爱和崇敬了。那种崇敬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大姐”也每与人大谈国际国内的政治。谈起国内政治来，每尖酸刻薄，出言惊人，妙语如珠。在别人们会意的笑声中，肖冬梅却左顾右盼，内心不安，替“大姐”担虑重重。人们自然也会对他们七人组成的这一小团体发生兴趣。胡雪玫则自称是一位教育强国的实践者，一位省级重点私立中学的校长。她说肖冬梅们都是她的得意学生，新近举行的各科全国竞赛中的获奖者，她率学生们去领奖。她说“张阿姨”是教数学的老师，说“郝叔叔是教物理的老师。这一被她说得比真话更真的谎言，在第一次说时，便获得了一行人充分的默认。甚至还默认得心悦诚服。两位带队者尤其认为是一个智慧的谎言。它的智慧性在于，要么做实话实说的回答，而这必然引起一片惊异要么欺骗，而在所有他们的头脑能想出来的谎言中，此谎言最完美，最符合一行人假拟关系的可信因素。所以从那以后，肖冬梅们不再称两位带队者“张阿姨”和“郝叔叔”了。而称他们“张老师”和“郝老师”了。六人也一律称胡雪玫“胡校长”了。此智慧的经典的谎言，在一次次对好奇心强的探问者说过之后，连他们自己也都有点信以为真了……自然的，赵卫东照例除外。因为他照例对此谎言持一种没有态度的态度。但即使是他，也不得不遵守共同的默契倘有话对两位带队者或胡雪玫说，亦以“老师”“校长”相称，不敢破坏假拟关系的完美性……

在上海至杭州的列车上，在胡雪玫又对中国发表了几番语不惊人死不休似的见解后，在胡雪玫去两节车厢之间吸烟，肖冬梅跟了去的时候，她问她的“大姐”：“大姐，你对中国的现实很不满么？”

胡雪玫一怔，反问：“不满？我干吗要对中国的现实不满？这现实又不曾亏待过我，特别适合我这种人，我顺应它还只怕来不及呢！”

肖冬梅又吞吞吐吐地问：“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抨击它？”——胡雪玫用舌尖从口中点出一串烟圈，自问自答，“政治不过就是一个话题嘛，像艺术、体育、股市、彩票、萝卜白菜、艾滋病是话题一样，谁都有权利说三道四的。而你要一味地歌颂什么，显得你是个肉麻的人。你要抨击什么，才会显得你有思想，深刻。这一点几乎是规律。因为没有一种现实是没有丑陋面和阴暗面的。而我希望给人以有思想的印象。”

她说完，微笑地注视着肖冬梅，似乎在用目光问：我的回答还坦率？

肖冬梅沉思半晌，又问：“大姐，那今天中国现实的丑陋面和阴暗面都是什么呀？”

胡雪玫表情严肃了，以“三娘教子”的口吻说：“不要太长的时间，半年之后你自己的眼睛就会有所发现。不过我这会儿就告诉你一句——发现了也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失望，而要习以为常。再漂亮的美人儿，解剖了也难看。现实也是这么回事儿。”

夜晚，车厢里熄了灯以后，胡雪玫以“乘客代表”的身份大声宣布：“有手机的朋友，请将手机关了。更不要通话，以免影响别人安睡。”

但是不久，这儿那儿就响起了手机声。

肖冬梅和她睡在对面下铺。肖冬梅小声说：“大姐，他们怎么一点儿也不把你的话当成回事儿？”

胡雪玫说：“在这节车厢里，我算个什么东西？别人干吗非把我的话当成回事儿？我是别人，也不当成回事儿。我才不在乎别人当不当成回事儿呢！”——隔了一会儿，她又说，“我那么宣布一下，因为我是乘客代表，装也要装出点儿有责任感的样子啊。我宣布完了，我的责任就象征性地尽到了，可以问心无愧地睡我的了。”

然而两人其实都无困意。

听着前后左右男男女女在用手机唧唧喳喳地通话，胡雪玫讲解员似的，压低声音告诉肖冬梅：那个男人在托关系巴望升官；那个女人在教自己的女儿运用什么计谋才能从一位大款那儿套出钱来；另一个男人刚与自己的妻子通过话，报了平安之后又在与情妇卿卿我我；而另一个女人在向一位局长“汇报工作”，“汇报”了几句就不说与工作有关的事了，只不断地娇声儿嗲气儿地说“讨厌”“讨厌”，还一阵阵吃吃地笑个不停……

肖冬梅小声问：“大姐，这就是现实的丑陋面？”

胡雪玫压低声音回答：“这算什么丑陋面啊！一点儿也不丑陋。”

“那……是阴暗面？”

“也不是阴暗面。”

“那……我……到底该怎么认为呢？”

胡雪玫伸过一只手，在肖冬梅脸上抚摸了一下，带着笑音说：“这都是正常的生活现象嘛。细想想，生活多有意思，多好玩啊。没了这些人，没了这些事现实岂不是太没劲了么？睡宝贝儿，你总不能希望自己在短短的日子里什么都明白了！”

但是那一夜肖冬梅失眠了。

因为其实并没有什么思想，只不过活得比较狡黠的胡雪玫一路上随便说的许多话，在她听来，都未免的太有思想太深刻了。深刻得她根本无法领悟。越是要领悟明白越是糊涂……

她对“大姐”动辄叫自己“宝贝儿”，已经不再反感，而变得非常乐意地认可了。

由于胡雪玫的“加盟”，受益最大的还不是肖冬梅，而是李建国。

自从肖冬梅被胡雪玫接走，李建国就没睡过一夜安稳觉。仿佛一个做案犯科的坏人，提心吊胆于哪一天法网恢恢从头上罩下来。

他曾问肖冬云：“冬梅为什么突然又到她那位‘大姐’那儿去了呢？”

肖冬云的回答是：“我哪儿知道。我都快不是她姐了！”

“她临走没跟你说什么？”

“连告诉我一下都没有。”

“她……你……你没觉得她有什么反常？……”

肖冬云被问烦了，就没好气地说：“我觉得她很反常！”

结果他做贼心虚地不敢再问。

他怕肖冬梅找个借口离开“疗养院”，为的是可以在外边的什么地方自杀他几次梦见肖冬梅自杀了，而他被公安机关带去认尸，接着受审……

肖冬梅终于又回到了“疗养院”，他才不再做那样的梦。

但他又怕肖冬梅哪一天当众呕吐，之后当众指着他说：“李建国使我怀了孕……”

这一种不安，成了他心口的痛。倘肖冬梅不拿好眼色看他，痛得就分外剧烈。而自从肖冬梅回到“疗养院”，没拿好眼色看过他一次。他心口的痛也就几乎成了顽症。他一路上有时随着胡雪玫引吭高歌，或听胡雪玫讲了一段什么笑话以后过分夸张地哈哈大笑，那纯粹是一种自疗的方式，好比颈肩病人以疼麻的部位去抵磨树杈。

有一天下了火车出站时，别人们走在前边，胡雪玫叫住了他。

她板着脸问：“你怎么一点儿礼貌都不懂？不替校长拎皮箱！”

他就默默替她拎起了皮箱。

她将一只手袋也搭在他肩上了，自己空着手走在他身旁。

李建国说：“这不好校长？”

她白了他一眼，反问：“怎么不好？”

李建国说：“自己拎着这只手袋，也累不着你。”

她说：“你怎么知道累不着我？给你机会为我服点儿务，是瞧得起你。我怎么不给赵卫东这种机会？不喜欢他！”

李建国说：“校长，那你也别喜欢我得啦！还是一碗水端平，也赐给赵卫东一次为您服点儿务的机会！”

她站住了，瞪着他说：“别跟我耍贫嘴，你对我的宝贝儿干了些什么，当我不知道？她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了！”

李建国也不由得站住，脸顿时白了，脑门儿上出了一片大汗珠儿。

她笑了，又说：“不过你也不必惴惴不安的。我已经给她吃过事后避孕的药了。跟事前吃一样万无一失。你也不必一路上再偷偷打量她的肚子了，她的肚子绝对不会大起来的。我是看你担惊受怕怪可怜的，才给你也吃一颗定心丸儿……”

李建国感激之情难说难表，脸色由白转红，嘿嘿傻笑不已。

那之后，他才真正地“旅途快乐”起来。并且，任劳任怨地充当胡雪玫的仆从……

半个多月以后，确切地说，是在第十八天接近中午的时分，一行七人终于到达了四名红卫兵三十几年前离开的那一座县城。

之前，县里的，不，市里的领导，专门为此事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并请几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以及几位名流贤达共同商讨之——那县城现已改成了地级市。规模拓展了十几倍，人口已近百万了。

市长和市委书记认为，这么一档子事儿降临本市，市里任何方面都不做出一点儿反应，置若罔闻，也不行啊！可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做出反应，又拿不准原则性。所以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有人自然首先想到了一定要与“上边”保持一致，不可自行其是，于是问省里是否有指示。

市委书记说：指示省里是有的。不过太含糊了，只一句话——酌情灵活对待。

于是有人说，态度已经包含在这句话里了嘛，以平常心对待就是了嘛！

于是有人说，什么叫“以平常心对待”呀，这话就不含糊？含糊得等于没说。有兄弟省民政部门的同志带队，一位还是处长，没人出面接待成何体统？

有人建议由本市民政局长出面接待，市长和市委书记哪一位可以陪着吃顿接风饭。

此建议无人反对，当即采纳，记录在案。

又有人建议应该举行个欢迎仪式。

立刻有人强烈反对——对红卫兵，欢的什么迎啊？！他们还光荣啦？！

于是有人反对反对者，说凡事头脑都要灵活点儿嘛！说三十几年前的人活了，又是四名红卫兵，这也非是寻常事啊！总是要新闻公开的？多具轰动性的新闻啊！与本市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本市的幸运啊！省里不是也指示要“灵活对待”么？利用这件事，合理炒作新闻，定能一举大大提高本市的知名度啊！知名度提高了，不是也有利于发展旅游业，有利于招商引资，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么？发展不是硬道理么？……

于是有人提出，起码应调查调查，四名红卫兵三十几年前“文革”中有什么严重的劣迹没有？若有，不但欢迎会不能开，恐怕还要借此事在宣传上彻底批判“文革”，倡导“安定团结”……

政协委员中，有一位是三十几年前一中的学生，现任校长。而且是赵卫东的同班同学。对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也自言曾特别熟悉。他介绍情况说：肖冬云姐妹俩是一中老校长的女儿，当年都是很可爱的女孩子，“文革”中不曾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这一点他可以拿人格担保。说李建国是三十几年前老县长的小儿子，“文革”中跟随别的红卫兵抄过几次家，听说还扇过当年的教育局长一耳光。但他那样，显然是由于父亲成了“走资派”，因而急于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此外再没听说有什么更为严重的劣迹。三十几年过去了，原谅了谈到赵卫东，他反而话少了，出言谨慎了。众人以为赵卫东一定是打砸抢分子了，要求他只管如实讲，别有任何顾虑。如实讲了，大家的意见才好统一嘛！

他说大家误解了，赵卫东“文革”中并无打砸抢之恶劣行径。他觉得不便说，乃因他与赵卫东当年有点儿情敌的关系，都是肖冬云的暗恋者。都企图俘获她的芳心。他是怕评价之词一个用得不当，有忌妒之嫌，授人以柄。

他说他对赵卫东的总体印象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善于将自己层层包缠起来的人。没有朋友。对任何事从不发表看法。“文革”中不知为什么特别活跃了，但也仅仅表现在思想言论上罢了……

之后众人又经过了一番讨论，辩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欢迎！大张旗鼓地开动本市宣传机器，不过要在“科技强国”方面做锦绣文章——克隆羊算什么呀？我们把三十几年前的人都救活了，我们中国人已经站在生命科学的最前沿了呀！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之一啊！

于是有一位诗人当即成诗。

诗曰：

欢迎走失的孩子归家，

咚咚铿！

今天的孩子敲锣又击鼓。

大道昌兮，

国运盛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