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1620）八月，光宗病重，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泻药，光宗服后病情更加严重，一昼夜起来三、四十次，廷臣纷纷指责崔文升不知医，妄进药，也有人怀疑是神宗的郑贵妃所指使。

八月二十九日光宗病情进一步恶化，由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光宗服后于九月初一日病死，朝廷内外因之议论纷纷。

新皇登基一月即驾崩，古今罕见，朝臣更是始料不及。

御史王安舜首先上疏，请重治李可灼。继之，御史郑宗周、郭如楚、冯三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惠世扬、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人先后上疏请究治崔、李奸党。结果，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充军。

这已经算极轻的惩罚了，新皇因“红丸”而死，必须要给天下给朝野一个交代，作为整件事的当事人，一位发遣南京一位发配充军，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包庇。

弑君大案，重重抬起，轻轻放下。与动辄抄家灭族的天启党争以及办不好便砍头的崇祯皇帝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日光宗病逝，年已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当立为新君。

其时光宗选侍李氏仍居乾清宫，朱由校居住慈庆宫。李氏与宦官魏忠贤互相勾结，企图利用朱由校年幼，独揽大权，以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因而不肯移出乾

清宫。

九月初二日，都给事中杨涟首先发难，上疏反对李氏继续居于乾清宫；劾其对皇长子无礼，不可将皇长子托付给她。御史左光斗也上疏说：内廷的乾清宫，如同外廷皇极殿，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居住于此，其余嫔妃都不可于此居住。请李选侍移居于宫妃养老的地方仁寿宫内的哕鸾宫。

李选侍得到左光斗奏疏之后大怒，数次遣使召左光斗。左光斗拒不赴见。李选侍益怒，要朱由校议处，朱由校认为左光斗所言极是，催促选择吉日良辰移宫。

经过杨、左等人力争，九月初五日李选侍移居哕鸾宫，皇太子朱由校复还乾清宫。是时宫府危疑，给事中杨涟与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定大事，言官只有左光斗积极相助，其余均听杨涟指意，故一时论移宫者首称“杨、左”。

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六日朱由校登基，是为熹宗，时年十五岁。颁诏大赦，以明年为天启元年。

这个时期，处理“红丸案”“移宫案”的均是当时内阁首辅方从哲。

作为一名“酒精烤宴”的官场搅屎棍，自万历四十一年始，内阁均由方从哲一人单独主持。

方从哲身为内阁首辅帮助皇帝处理国政，可性情柔弱的他，不能任大事。对神宗长期不临朝议政、矿税不停、梃击案、东林党争、阁部缺官、各地灾害等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他表面

力争，实则皆顺从神宗旨意，“无所匡正”。

万历四十七年初，他极力催促杨镐四路出师，结果三路败北，致后金攻陷开原、铁岭。于是言官对其加以激烈地攻击，但因万历皇帝需要一个傀儡而不是一名实权内阁首辅，是以对方从哲并未深究。

泰昌元年（1620）九月光宗病逝，“红丸”、“移宫”两案迭起，廷臣多指责他纵庇李可灼、崔文升，袒护郑贵妃、李选侍等人。

而随着接下来发生的事，讨伐方从哲的声势达到顶端。

万历四十七年，杨镐萨尔浒丧师，廷议认为熊廷弼熟悉边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旋抉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经略。廷弼有胆略，知兵事，善守边，然性刚负气，好谩骂，所以各方面关系不太好。

熊廷弼为御史时，与姚宗文、刘国缙同在言路（职业喷子），并以排东林、攻异己为事，及廷弼经略辽东，二人意望廷弼，不如愿，遂联手攻击熊廷弼。姚宗文阅视辽东士马归，疏陈辽土日蹙，诋毁熊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又鼓其同类攻击，必欲去之。御史顾慥首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

当时光宗死，熹宗初立，朝廷事多纷乱，而封疆议起。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

极辩，且求罢。而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廷弼益愤，再疏自明，力求罢去。给事中魏应嘉复劾之。泰昌元年（1620）十月四日，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之。

熊廷弼何等骄傲之人，典型的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万历皇帝对熊廷弼有知遇之恩，熊廷弼必当报死，可这木匠皇帝是个球子，一朝天子一朝臣，熊廷弼对朝廷失望至极，黯然致仕。

……

夏洪波写好寄到肃州的书信，交给崔大官。

“一封是家书，一封是寄给少爷的私信，别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