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图2—4北辛遗址的陶器1小口壶；2盆；3碗；4支座；5深腹圜底罐；6鼎。
目前，还不清楚北辛文化房屋的形制，遗址中发现很多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状的坑，有些是储存物品的窖穴，还有一些坑内出土了较多的陶c石质的生活用品和工具，因而也不能排除其作为居址的可能性。另外，在这类坑中，不只一次的发现了成堆的猪头骨。北辛h14是一个平面圆形c深约12米c底部凸凹不平的坑，在接近坑底处集中堆放了六个猪下颌骨，其上还用石板覆盖。在这里，猪下颌骨是作为财富的象征被储存起来？或许埋藏猪下颌骨是与祭祀有关的活动？
北辛文化墓葬发现很少，成人葬式为仰身直肢，流行用红陶钵覆盖死者脸部的葬俗，多数墓有一二件随葬品。婴儿使用瓮棺葬，分别以深腹圜底罐c残陶鼎为葬具。不同地点的北辛文化墓葬的方向，都是头东脚西。
北辛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c淮河以北的鲁中南及苏北地区。这一地区，也正是后冈一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区域。地层叠压关系和碳14测定数据所提供的材料都表明，后冈一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晚于北辛文化。从文化内涵看，后冈一期文化上承北辛文化，下传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无疑是由北辛文化通过后冈一期文化发展起来的。黄河下游地区从北辛文化开始，就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亲族文化区。自此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尤其是山东及苏北地区一直保持着与黄河中上游相区别的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直到公元前15世纪前后商人尤其是以后的周人的侵入，才使得这个地区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逐渐被瓦解，其中的一些因素，则被溶入商周文化之中。
磁山遗址的重要发现磁山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县，七十年代中期在这里发掘所获得的遗物，以独特的文化内涵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从文化面貌上看，其年代早于“仰韶文化”，碳14测定的结果也与人们的认识相吻合。已经发表的数据表明磁山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5800年左右，是该地区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磁山遗址的揭露，是继老官台文化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为探索黄河流域早期农业文化揭开了新的一页。
磁山遗址地处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范围有8万平方米。遗址是古代先民聚居的一个村落，村落中分布着房屋c窖穴等遗迹以及集体劳动的场所，从中获得遗物近两万件1。
遗址中的房屋分布稀疏，平面布局亦不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村落那样排列规整有序，但有迹象表明，这里的房屋c窖穴大概是几座一组，集中在一起。这种相对集中的房屋内的居民，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较居住在同一村落的其他人更密切些，这应是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的一种反映。所有的房子都是圆形或椭圆形半地穴式建筑，面积只有6—7平方米，近门口处有二至三级台阶通向室外，居住面c内壁都未经进一步加工，房屋的穴壁边缘有四至八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
个柱洞，用来支撑屋顶，屋顶用芦苇c荆芭苫盖后再抹草拌泥以防日晒和雨水。不少的房子内还遗留石磨盘c石磨棒c斧c铲及盂c钵c罐等生产和生活用具（图2一5）。发现的灰坑图2一5磁山遗址h29及出土陶器1碗；2盂。多达数百个，数量最多的是平面作长方形的。这类灰坑，多半是贮存粮食的窖穴，深1—2米，最深的达5米以上。在其中的八十个这类坑中发现了腐朽的粮食堆积，厚度在03—2米不等。有些坑内，还在粮食堆积的底部，放置整只的猪c狗骨架，如h5，在粮食堆积的下面，有两具猪骨，分作三处堆放。此外，在一些圆形坑的底部发现了石材c半成品c残石器等，这很可能是制造石器的场所。
同黄河流域其它早期遗址相同，磁山遗址的陶器也是手制的，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很少，胎壁厚薄均匀。陶器表面都呈图2—6磁山遗址出土的陶器14罐；2三足器；3壶；5圈足器；6盂；7支脚。红褐色，火候较低。陶器种类较少，器形亦很简单，主要器形为盂c支座c深腹罐c小口壶c圈足碗等，也有少量的三足器。其中大口平底的盂和其形似倒置的靴状支座，为这一文化所特有，是这里的典型器物。大约13左右的陶器表面饰绳纹c编织纹c篦纹c附加堆纹c剔刺纹和划纹等纹饰，以绳纹最常见，而最有特色的是由连续排列的篦纹组成的折弧形或平行的纹带（图2一6）。
石器有打制c磨制c打磨兼制三种，以磨制为主，约占60％强，其次为打制的。石器中斧的数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50％，基本上以横剖面为扁椭圆形的那种为主。这里出土的石磨盘c磨棒近六十套，是同时代遗址中发现数量最多的。磨盘长度在半米左右，以平面近似椭圆形端稍尖c底有四足者最有代表性（图2一7）。在遗址的第二文化层中，发现了石磨盘c磨棒和陶盂c支座等成组器物45组，这些器物，多则十几组少则三c五组集中一地。在分布最密的地方，仅18平方米的范围内，就集中了十组。这些集中在一起的成套器物，或者表明这里曾是当时比较固定的集体加工粮食的场所；也有可能是举行祭祀活动的遗存。
磁山居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传统的渔猎活动仍占据重要的地位。
在这里发现了很多人们食用后废弃的动物骨骸。经鉴定，知包括兽类c鸟类c龟鳖类c鱼类和蚌类五大类二十三种动物。除家犬c家猪及鸡外，其余都是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的种类，包括了一年四季出没于当地的各种飞禽走兽。据此可知当时的狩猎还是一种全年进行的生产活动。兽骨中家育的数量并不很多，猪主要是未成年的幼小个体，狗骨大多比较破碎，那时狗除用于助猎外，也供人们食用。这里发现的鸡的标本，据图2一7磁山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14石斧；2石刮削器；3石锛；57石铲；6镰；8石磨盘；9骨镞；10骨鱼镖；11骨凿；12骨网梭。
鉴定证明已脱离原鸡的形态，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工饲养的家鸡。
磁山遗址是华北地区首次经过大规模揭露的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居住遗址，它所提供的材料，推进了这一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及农业起源等问题的探索，遗址中发现的大量贮存粮食的窖穴，内中残存的粮食以十余万斤计，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农业生产的规模已经很可观，农业已经在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居主要地位了。正是这种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保障了人们的定居生活。
以磁山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目前还只发现于河北南部地区。以磁山为代表的这类遗存，和下面将介绍的裴李岗那类遗存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一是认为它们各自代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是认为它们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而把它们的区别，视为仅具有类型的含义。至于它们的发展去向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后冈一期文化是磁山——裴李岗文化的继承者。其实从文化内涵比较及年代考虑，把北辛文化视为磁山文化的承继者，似更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
裴李岗及其同类遗存黄河南岸的河南中部地区，是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的分布区。裴李岗文化是根据1977—1979年在新郑县裴李岗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1。目前，经过正式发掘的裴李岗文化遗存主要有新郑裴李岗c密县莪沟2等。这类遗存的分布区与磁山文化相邻，其碳14年代稍早于磁山文化。
已经发掘的裴李岗一类遗存多并含居址c墓地两部分，在裴李岗遗址还曾发现了一座圆形的横穴窑址。莪沟北岗遗址面积约8千平方米，住地在遗址的南部偏东，发掘的六座房子都是半地穴式建筑，除一座方形外，其余的都是圆形，面积只有6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亦不超过11平方米。有的房内有圆形或箕形的灶，无灶者也有圆形烧土面。房子周壁及中央有柱洞，门向南开，近门处都有一条斜坡或阶梯式门道，居住面上都遗留成套陶器。
与居住址对应，遗址中都发现相当规模的氏族——部落公共墓地。裴李岗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墓葬区在遗址的西部。已经发现的数个地点的所有裴李岗墓葬，头向都偏向南方。这种一致性，应是一群体内部人们信仰c习俗具有共同性的直接反映，从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群体内部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裴李岗c莪沟两地的墓葬都以单人葬为主，两地各发现了一座双人合葬墓，合葬墓内死者的性别c年龄未经鉴定，合葬墓的面积及随葬品都居墓地之首。绝大多数墓葬都有陶器c石器随葬，有些墓的随葬品放在壁龛年。各墓随葬品数量c质量上的差别都不明显，但随葬品的组合存在引人注意的现象，除裴李岗的一座单人墓和一座合葬墓外，凡随葬石磨盘c磨棒类谷物加工工具的墓中，不见石铲c镰c斧这类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工具，而随葬后一类工具的墓中，亦不见磨盘c磨棒与之共存。在随葬这两类石器的那例合葬墓中，从随葬品的陈放位置看，两类工具也是分属两个个体。随葬品的不同组合，反映了当时社会业已存在的劳动分工情景。通过随葬不同的生产工具而将当时在生产中按性别形成的分工表现出来，足已证明这种分工由来已久，并已形成定制。也许正是这种形成定制的劳动分工，使得一部分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社会地位亦随之提高，从而导致了人们之间在财产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2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1集。占有及社会地位上的差别。
裴李岗一类遗存中发现的石器基本上都是磨制的，但通体磨制精细的还不很多，大部分石器是在表面略加打磨。石磨盘c磨棒则是琢磨兼用。此外，这类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打制的燧石石片及由这类石片制成的刮削器。这种石器，是北辛c磁山文化的遗址中所不见的。石器种类有铲c镰c磨盘c磨棒c斧c刀c凿等，数量最多的为铲c其次是镰。铲多呈舌形，还有一种凸字形铲。有些铲的两端都磨出圆刃，并都有使用痕迹。镰都做得很精致，刃部有细密整齐的锯齿，近尾端有为安柄而留出的缺口。石磨盘平面多呈前宽后窄的椭圆形，底部有四足（图2一8）。
图2一8裴李岗c莪沟出土的遗物1罐；2三足钵；34三足壶；5石铲；6镰；78石磨盘。
缺乏骨制品，是目前发现的这类遗存的一个普遍特点，与同时代的其它文化遗存相比，这里的渔猎工具在工具中所占的比例最低。
陶器基本上分泥质与夹砂两类，都是红褐色，烧成温度为900—960c左右。在各遗址中，泥质陶与夹砂陶所占的比重略有不同，裴李岗及莪沟遗址的墓葬区，以泥质陶为主，泥质陶与夹砂陶分别占陶器总数的69％c28％左右；莪沟的居址内所出陶片的比例正相反，夹砂陶占77％左右，泥质陶占21％左右。无论遗址或墓葬的陶器，都以素面为主，部分陶器表面磨光。有纹饰的陶器不到总数的10％，且只施于夹砂陶的表面，以压印点纹和折线篦纹为主。器形有壶c罐c钵及在这儿种器物底部加三足而形成的鼎。其中数量最多，而且与其它文化区别最明显的，是短颈c圜底的双耳壶，肩部有半月形横耳或竖耳，中间一般都有穿孔。另外，侈口圜底的深腹筒形罐也是这类遗存的典型代表。
裴李岗遗址中发现的粮食遗物还很少，但遗址中很少渔猎工具而以农业工具为主这一点，不能否认当时粮食的种植已经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了。
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黄河中游上段的渭河流域与磁山c裴李岗文化遥相对应的，是老官台文化。在黄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中，老官台文化的发现最早，它是由于首先发现于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1而得名的。近些年来发掘的宝鸡北首岭c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老官台文化的认识。老官台文化的陶器都是手制的，基本为夹砂陶，暗红色。陶器内外壁颜色亦不相同，多半是外红里黑，这是由于烧制时将器物倒扣于窑内，其年c外壁氧化程度不一而造成的。大地湾发现的老官台文化的陶器贻壁较薄，厚薄均匀，断面分层，往往成片状脱落。这种陶器，是采用模制的方法，逐层敷贴泥片成型的，而且，它是泥片贴筑法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陶器表面分素面和施纹的两种。素面陶表面多经精细打磨，施纹陶多于裴李岗那类遗存，也不逊于磁山文化。它以通体饰细绳纹的最多，绳纹多半呈交叉网状，1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c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是反复拍印的结果。不少器物的口沿还压出锯齿状花边。也有少数陶器上饰锥刺点纹c指甲纹c划纹及施于口沿的红彩带等纹饰（图2一9）。在大地湾遗址的一些钵形图2—9老官台文化的陶器（北首岭7710出土）
124三足器：3罐；5彩陶钵：6钵。器内壁，还发现了一些可能具有记事意义的彩绘符号，彩绘符号大约有十余种，有的似连续的水波或折线，有的只是单个的符号。
陶器以各种形式的三足器最典型，一般是在蛋形深腹罐c筒形深腹罐等器物的底部加三个矮足，圜底钵下的三足较高。深腹的圈足碗也是一种富有特征的器物。
老官台文化的石器大多是打磨兼制的，将石料打成粗坯后，在表面及刃部略加磨光。与其他同时代的文化不同，这一文化诸遗址中都很少或几乎不出石磨盘c磨棒这类工具，在北首岭遗址曾发现了石杵，老官台文化的居民大概是使用杵臼一类工具加工粮食的。石镰这种收割工具也不见于这一文化遗址中，这里是由石刀来代替镰收割谷物的。有些遗址还出土了为数不少的打制石片及由此加工而成的细石器。
大地湾遗址发掘出的老官台文化的房子1，都是圆形半地穴式，面积只有6平方米左右，屋子中部及四壁都有柱洞，柱洞直径一般在20—25c深30—40厘米，四壁的柱洞向屋内倾斜。根据柱洞的位置及倾斜角度推测，房子是圆形攒尖顶。屋内都有一段伸向门口的斜坡门道。室内地面没有灶，仅见一定范围的烧土面。这当是用于炊事c取暖的处所。
老官台文化的居民死后埋在长方形土坑内。北首岭发现的七座墓2，方向在303°—314°之间，分成两排，排距明确，同排的12—1418—19诸墓间距基本相同，显然是人们有意规划的结果。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为主，头均向西。墓中一般都有三c五件日用陶器及少量工具随葬，已经出现了用明器随葬的现象，大地湾的一座墓中随葬了四件陶器，高度均未超过7厘米，这样的器物显然没有实用价值，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北首岭墓地还发现了合葬墓，是包括五位成年男女的一c二次葬的合葬墓，墓壁育料礓石涂抹的痕迹，局部并有板灰痕，随葬品均单独摆放在每具骨架的足部。
老官台文化的人们已经掌握了谷物的栽培技术，遗址中发现过属于禾本科的稷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人工饲养的猪已成为人们的主要肉食来源。墓葬中用猪骨随葬，不仅表明它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或许同时还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老官台文化以关中地区为中心，西至渭河上游的陇东地区c向南越过秦岭一直到达汉中。元君庙c北首岭及大地湾等遗址提供的地层表明，老官台文化早于其分布范围内的半坡类型。它们的文化面貌具有很多相似性。陶器的演变趋势使人们确信半坡类型就是在老官台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河姆渡和罗家角位于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地区和宁绍地区，均为河流冲积和湖沼淤积平1甘肃省博物馆等：《一九八○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32年第2期。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原。这些地区地势低平，水网密布，气候湿热，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点与黄河流域广布于黄土阶地上的早期遗存及华南地区的早期洞穴堆积均明显不同。由于这里海拔较低，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浸泡在潜水面以下，使这些富有水乡特色的早期遗存得以较好的保存下来。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和桐乡罗家角遗址是人们了解得比较多的两处。
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经1973c1977年两次发掘，揭露面积达2600余平方米，发现了四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1。在第二次发掘中，又将第四层分为上c下两层。河姆渡遗址的第三c四层以新的文化面貌区别于这一地区以往发现的所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十几个碳14数据表明，这一层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陶器，除支座外，均为以稻草茎叶c稻壳为羼和料的夹炭黑陶。烧制时缺氧及羼和料的特殊性质是陶器呈黑色的根本原因。陶胎疏松粗厚，硬度低，吸水性强，形制不规整。主要器形有釜c钵c盆c盂c支座等。釜最多，均圜底，深腹，器身多有一周突脊，依口部的变化可分成敛口c敞口c折沿等几种。陶器除表面磨光的以外，釜c罐的下半部往往拍印绳纹，刻划花纹也很常见，多数是由植物纹演变而来的圆点和线条组成的各种图案，也有一些器物上刻划出动c植物形象（图2—10）。堆塑的动物形象在这层极少发现。
除陶质容器外，第四层还出土了一些木碗c盆等器皿。
河姆渡的居民当时都住在木结构的地面建筑内。在第四层中，发现了十余排由木桩c圆木c木板组成的建筑群。根据桩木的分布及走向，初步推断，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至少有三栋大体平行的建筑。其中保存较好的一栋建筑，有平行的四排桩木，长度在23米以上，宽约7米。从桩木的分布看，这是一冻长图2一10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c骨器1器座；2盂形器；3盘；4器盖；5盘口釜；6敛口釜；7敞口釜；8支座；9梭形器；10双耳罐。
20余米，进深约7米，并附带一个宽约13米的前廊的长屋。在建筑群内，未发现经过加工或由于人们长期踩踏而形成的居住面c墙基和灶址，却发现了大量的有机物堆积c苇席残片等。这种建筑应是一种高干栏式的长屋，上面住人，下面堆放杂物。它的建筑方法是以桩木为基础，其上架设横梁，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再在上面铺设楼板，在楼板上立柱c作墙，盖顶。木构件之间图2一11河姆渡遗址建筑构件的榫卯类型采用垂直相交的榫卯及绑扎等方法连接（图2一11）。河姆渡的这种木建筑，是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出现的，这里地势低洼，潮湿温热，干栏式建筑，具有良好的通风c防潮性能，是当时人们的理想居址。
第四层的生产工具有石c木c骨质三大类，许多骨c木器工具式样新颖，加工精巧，在同时代的遗址中别具一格。骨器是这里生产工具的主体，数量c种类都居同时代遗址之冠，农耕c渔猎c手工工具一应俱全。最有特色的是1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以偶蹄类哺乳动物肩胛骨c髋骨为材料制作的耕具，共出土了170余件。这种骨质耕具长度一般在20厘米左右，为便于缚柄，肩臼处多凿一方孔，骨板正中部还有磨出的坚槽及小方孔。发掘时见到了与骨器绑扎在一起的竖直木柄。刃部形状有两齿c四齿c平刃c弧刃c斜刃等，从这些不同形式的刃部推测，知这些骨器具有耒c耜c锄c臿等农具的不同功能。
与骨器相比，石器颇显逊色，数量少，种类单纯，只有斧c凿c砺石等。基本为木作工具，一般只磨刃部，器身尚保留打制c琢制痕迹。
河姆渡遗址地势低洼，保留了不少完好的木器，从中不难看出这里的先民掌握了较先进的木器制造工艺。木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工具，有铲c矛c匕c槌c浆c器柄等，这些器物表面都打磨光滑，有的上面还刻有精美的花纹（图2一12）。
图2一12河姆渡遗址第四层遗物1石凿；2石斧；3石蝶形器；4骨耜；5陶纺轮；6器柄；7木铲；8木匕；9骨笄；10有柄骨匕。
这里出土的以木c骨c石为原料制作的蝶形器，外形似蝴蝶，两翼展开，上端较平，下端圆弧，正页微微弧凸，错磨平整光滑，背面中部有一道或两道平行的纵向突脊，两脊之间形成一道不通上端的凹槽，脊上都往往有钻孔，两翼上端亦常有横脊或钻孔。一般长十几公分，宽二十几公分。这种器物的用途，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意见认为是安在标枪头或矛头尾端的定向器，在其飞行过程中起定向和平衡的作用1。
河姆渡的屠民，使用玉c莹石制作璜c玦c管c珠和饼形及丸形装饰品，同时喜欢在器物上刻划花纹，除在陶器表面见到的植物c动物刻划纹外，在骨c木器上都发现了不少刻划的纹饰。有的纹饰是利用长c短不等的线段组成的图案，也有动物形纹样。在一件骨质的器柄上，正面雕刻两组双头凤纹，图案生动，完全称得上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第四层的居住区内，发现大量炭化稻谷c谷壳c稻秆c稻叶的堆积，厚约02—05米，最厚的地方超过1米，有的地方还发现了米粒。很多稻谷还保持原来的外形，颖壳上稃毛清晰可辨。稻谷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这是迄今我国发现较早的人工栽培稻2。大量的稻谷堆积及成套农具的存在，反映这里的农业比较进步。除水稻外，遗址中还发现了成堆的橡子c茭白c酸枣及桃子c薏米仁c菌类c藻类c葫芦等，除个别品种可能为人工栽培的以外，绝大部分应来自采集。
发达的稻作农业，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遗址中普遍发现猪c狗c水牛的骨骼，从猪的死亡年龄及陶塑小猪助形态看已经是人工饲养的产物了，水牛此时也可能已被驯养。
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桐乡罗家角遗址，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文化堆积亦可分为四层1。从会层遗物的特征看，这个遗址是同一文化在不同年代形成的堆积，其中第四层堆积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5090c4955年左右，与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年代基本相当，但二者的文化面貌却并不一致。罗家角的陶器1王仁湘c袁靖：《河姆渡文化“蝶形器”的用途和名称》，《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2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运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字报》1978年第1期。1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中，有一种用氧化镁含量较高的陶土制作的捺印纹白陶豆，陶质及纹饰和洞庭湖发现的大溪文化的同类制品基本相同。基本陶器则是以夹砂c夹蚌的灰红陶为主，以稻壳为羼和料的夹炭黑陶数量较少，器形主要以圜底c平底的釜为主，占陶器总数半数以上，其次为罐c盉c盆c盘c匜等，部分器物底加圈足或三足。器表多为素面，少数陶器饰绳纹c刻划纹。刻划纹图案亦不同于河姆渡，主要为米点c斜线或戳印的圆圈纹等。
罗家角遗址的石器大多磨制光滑，但出自第四层者，多数都只磨刃部，石刀基本上是用页岩等石片加工，表面大多保留石片的自然面，仅在较薄的一侧磨出单面或双面的刃部。第四层发现的两种残石臼，通体打琢修整，器形大而厚笨，略呈半球形，内壁下凹。
第四层的骨角器主要是镞c器柄c角钩c锥等。器柄为角质，取四不象鹿角的角于与后枝相连的一段制成，将斧c锛等石质工具安在这种角柄上，会大大提高其功效。第四层中尚未见到骨制耕具，罗家角第三层的骨耜c骨铲等与河姆渡遗址的同类器在制法上有明显区别。
遗址的第四层尚未发现居住遗迹。发现的灰坑主要为长方形c椭圆形两种。有些灰坑内埋藏大量的鱼骨。在一些灰坑的上面，往往压着多层灰c黑色相间的夹心层，厚者竟达十七层之多。每层厚约3—10厘米，略呈锅底形下陷。这种夹心层的形成，可能和灰坑上置有草顶建筑有关。上面覆盖的草由于风吹雨淋，表层形成灰白色的霉烂层，需年复一年地加铺新草，使草顶逐年增高，一旦草顶倒塌，并被长期掩埋，原霉烂层形成灰白色，未霉烂的部分逐渐炭化成黑色。
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包括狗c家猪c野猪c水牛c貉c亚洲象c梅花鹿c四不象鹿c獐c鲸c龟鳖类c扬子鳄c鸟类c鱼类等。其中狗c猪c水牛是当时已经驯养或可能驯养的家畜。第四层出土的一件陶猪，是漫画式泥塑珍品。表现的猪，体形肥胖，头部较短，腹部混圆下垂，形与现代家猪近似。猎获物中，以鹿科动物的各种遗骨居多。大量的貉下颌骨外侧均发现人工刻痕，是为剥离整张皮子而留下的，推测貉是当时的一种毛皮资源。
罗家角遗址中出土了炭化稻谷。夹炭陶器中夹杂着大量稻壳，同时，对第四层土壤进行的孢粉鉴定，确定禾本科植物占孢粉组合的97％。稻谷鉴定为籼c粳两种，从测定的两批标本所作的数量统计得知，籼c粳均为2：1之比，这或许反映了当时两类稻种植数量的比例关系。粒形较河姆渡遗址者小，估计原千粒重在20—21克。花粉种类单纯，数量集中，当是大面积栽培水稻的结果。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水稻的栽培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国种植水稻的范围很广，水稻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我国也是世界上稻米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栽培稻的起源，历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河姆渡c罗家角遗址的发掘，以及近年来在长江中游湖南及湖北地区仰韶时代以前的稻谷遗存的发现，不啻推进了问题的探索。
我国境内发现的史前栽培稻遗存已有数十处，长江中c下游地区是这类遗存最丰富的地区，河姆渡c罗家角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两地最下层的碳14数据分别为公元前5005c5090年，在这个年代的地层中，都发现了稻谷遗存，尤以河姆渡的发现最为惊人。在河姆渡第四层4000余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存在厚厚的稻谷c稻壳c稻草的堆积，最厚处有1米以上，经过换算，稻谷的总量高达120吨以上。稻谷经鉴定，属栽培稻籼亚型种中晚稻型水稻（罗家角稻谷经鉴定，得知除籼稻外，还种植粳稻）。栽培稻谷收获量之大，反映了当时稻作农业的规模是很大的，生产技术也是比较先进的，这里出土的大量骨制耕具，也反映了这一点。从遗传学的角度看，这里籼稻是从野生稻演变为栽培稻的基本形，但它已远离野生种而接近现代栽培稻了。栽培稻是由野生稻经长期人工培育而产生的。野生稻与栽培稻的生长环境不尽相同。野生稻月前在我国主要发现于珠江流域及云南等地，但这两个地区，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含稻谷实物的遗存，其年代分别在公元前3000年和公元前2000年左右。年代晚于长江中c下游地区。史前时期，长江中c下游地区是否也可能生长野生稻呢？答案是肯定的。根据孢粉组合变化分析沪杭地区1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所得出的结论，认为全新世以来这个地区气候具有多次冷暖交替的变换，其中公元前5500年一前3050年，是气候上的第一暖期，当时气候湿热，年平均温度比目前高2—3c，降水量比现在多500—600毫米，基本上与现在的珠江流域气候条件相当1。这种暖期的气候特征，在河姆渡遗址的动c植物群中也有反映。河姆渡的动物群中，有现今分布于热带森林区的象c犀及可见于广东c广西c福建c四川一带的红面猴。孢粉分析所得到的河姆渡遗址的植物群中，有狭叶海金沙和柳叶海金沙，这两种海金沙现在只分布于广东c台湾c马来亚群岛c泰国c印度c缅甸等地。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这里应与珠江流域一样，完全具备野生稻生长的自然环境。这一认识，亦当适应于处于同一纬度的长江中游的湖南及湖北地区。进入际史时期以后，这些地区仍可见到野生稻的踪迹。在生产发展至一定的条件下，人们有可能将本地的野生稻培育成栽培稻。
迄今发现的最早从事稻作农业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长江下游的均在公元前第五千年初期前后，分布于长江中游的湖南及湖北的遗存，还要早一些。鉴定的稻谷已远离祖本而具充分发展的形态，稻作农业已达相当规模，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远非处在新石器时代起始阶段。因此，难以据这些发现直接讨论稻作农业的起源。同时，分布于长江中c下游从事稻作农业的诸考古学文化，属于不同谱系，彼此间也缺乏密切的文化交往。因此，不能以长江中游的遗存早于长江下游，而认定稻作农业先起源于长江中游，而后向长江下游传布。目前，仍不便否认两地稻作农业均独立地经历了起源与发展的道路。
长江中c下游以外诸地区的稻作农业，据目前的考古学发现均晚于长江中c下游，同时，该地区以西及以南地区，或者不见那样早的考古学遗存，或者同期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低于长江中c下游地区，甚至在文化上还受同期的长江中c下游诸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点，还只能在长江中c下游地区寻找。
1王开发c张玉兰：《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第二节仰韶时代前期约在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后段至公元前第四千纪中期，黄河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考古学文化与居民的分布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后段至公元前第四千纪中期，黄河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依考古学文化归类，分别划归为前期仰韶文化c后冈一期文化c早期大汶口文化c早期大溪文化与马家浜文化。
这里说的前期仰韶文化，包括半坡类型（有的学者将之称为半坡文化，在此情况下，他们不用仰韶文化一词）及其后继者，即庙底沟类型前期（有的学者将庙底沟类型称为庙底沟文化。持此意见的学者，不使用仰韶文化一词）。前看分布的地区是：以渭河流域为中心，东起太行山西侧及郑州左近，西止渭水之源，南至武当山北侧；北达河套及熊耳山地带。后者分布地区较前者向东推进了，至少达到太行山东麓。
后冈一期文化和早期大汶口文化，是同一谱系先后衔接的两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前者分布地区：东至山东半岛，西越太行山而达晋中及长治盆地，南逾黄河，北达河套c桑干河——永定图2一13仰韶时代前期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河沿线。后者分布地区较前者缩小，基本上龟缩于山东及苏北地区（图2一13）。
半坡类型和后冈一期文化在太行山西侧c河套及熊耳山地带呈现重合分布，从蔚县三关遗址发掘所见到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是后冈一期文化居民先于半坡类型占据了这一地区。是否两种文化居民同时占据这一地区而呈交错分布？从清水河县白泥窑子属于庙底沟类型遗存表现出的已受后冈一期文化影响来看1，反映了这两类谱系文化存在着悠久而深入的文化联系，上述重合分布，也或许是一定时期某些地方的后冈一期文化和半坡类型居民存在交错居住的反映。至于早期大汶口文化分布地区较后冈一期文化缩小的原因，当是庙底沟类型居民东迁的结果。
至于早期大溪文化及马家滨文化，则是分别分布于长江中游和下游的不同居民的遗存。
仰韶文化前期的阶段划分仰韶文化的涵义的问题，历来在考古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有的学者把后冈一期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及“秦王寨类型”2，归入仰韶文化，分别称为后冈类型c北首岭类型和秦王寨类型。这种意见，扩大了仰韶文化范畴，混淆了仰韶文化含义。后冈一期文化不仅在文化面貌c特征方面，1崔璿c斯琴：《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j点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2期。该文报导的bcf1当属庙底沟类型早期，其中的小口尖底瓶的口部常见于后冈一期文化，当视为后冈一期文化影响的标志。2“秦王寨类型”，有的学者亦称之为王湾二期文化。鉴于目前材料积累及研究程度，暂未对它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如果要对它命名的话，考虑到它首先发现于秦王寨，或可称之为秦王寨文化。区别于仰韶文化，而且，在谱系方面也和仰韶文化有别。老官台文化及“秦王寨类型”虽和仰韶文化同属一谱系，但它们在文化面貌c特征方面的差别，已超出了考古学文化的界线。
本书所说的仰韶文化，其范畴包括目前考古学称之为半坡类型c庙底沟类型和半坡遗址四期为代表的遗存（或称西王村类型）。这仰韶文化三个类型，实际上是自早至晚顺序发展的三个阶段，有的学者分别以仰韶文化早c中c晚期名之。考古学上类型一词，是指一考古学文化内的地方性变体。所以，这里所说的仰韶文化类型不具有考古学所说类型一词的涵义。因此，有的考古学者在不使用仰韶文化一词的情况下，将这里说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及西王村类型，分别称之为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并对它们进行了分期分类型的研究。本书讲的仰韶文化前期，包含了半坡类型及庙底沟类型中期1以前的遗存。
半坡类型得名于1954—1957年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鉴于这一遗址的重要性，1958年，在此成立了西安半坡博物馆，以使这一遗址及已揭示的遗存得到永久的保护。渭河流域c汉水上游及涑水河流域是半坡类型分布的中心地区。这一地区，尤其是渭河流域的半坡类型遗址分布最为密集。据截止1958年调查，在陕西华县东西长20公里范围内，分布了半坡类型遗址五处，平均相隔4公里即有一处。如果这调查所见的遗址数量和实际的遗址数量相同的话，那么，当时同时期村落分布密度，应低于遗址的密度，至多，或和遗址分布密度相等。秦安大地湾1c王家阴洼2c宝鸡北首岭3c西安半坡4c临潼姜寨5c邠县下孟村6c铜川李家沟7c渭南史家村8c华县元君庙9c华阴横阵c芮城东庄村c西乡何家湾和商县紫荆10等遗址或墓地，均经过较大规模的发掘，使人们认识到这地区半坡类型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绝大多数陶器的质地为夹砂及细泥的红陶，也有数量极少的细泥黑c灰色陶器；圜底或数量较少的小平底的钵c盆及鼓形罐，杯形小口尖底瓶和葫芦形或蒜头形的小口平底瓶，深腹的罐c瓮和大口尖底的缸c罐：绳纹c弦纹c锥刺纹c指甲1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庙底沟类型遗存分为三期。本书以此作为庙底沟类型分期的基标，庙底沟类型中期约相当于泉护村庙底沟类型遗存二期。
1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l978至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以下凡引自此文的大地湾材料，只在正文中写明大地湾字样，不另注，下同）。2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5西安半坡博物馆等a，《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b，《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第二c三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年第5期；《临潼姜寨遗址第四——十一次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6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水队：《陕西邠县下孟村仰韶文化遗址续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6期。
7西安半坡博物馆：《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8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9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形印纹及黑色彩绘图案是主要流行的纹饰，彩绘纹样有宽带纹c三角c方块c直线条或折线条组成的几何形及网纹，和写实的或图案化的鱼纹c人面纹及鹿纹等等，在锥刺纹c指甲印纹中，除主要是宽带形的式样外，也有由其构成的三角c方块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图2—14）。各地半坡类型文化面图2—14半坡类型早期陶器1元君庙457：12；2半坡2：2；3北首岭772：5；4元君庙429：4；5北首岭186：1。
貌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也有些地区性差别。河套地区使用石板构成的棺材安置尸体；伊洛地区至鄂西北的汉水及丹江流域的陶器多作素面，红顶钵碗较多，使用罐形鼎，而缺乏陶盆，同时，这里商县紫荆发现的墓葬基本上缺乏随葬品学：渭河流域的泾水以西地区，合葬墓较少，较多使用筒形夹砂罐c蒜头壶及盆；泾水以东地区盛行合葬制，较多使用鼓腹夹砂罐及盂形带盖夹砂罐，少见蒜头壶及盆。呈现出来的这些地区性差别产生的原因，虽有待进一步揭示，但它们之间的文化关系的差异，无疑是形成地区性差别的重要原因。例如，伊洛至鄂西北的汉水及丹江流域的地区性特点形成，当和后冈一期文化的联系及本地在此以前存在着一种以鼎为重要因素的遗存考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半坡类型的基本器物不断地发生局部性的演进。依此显示的半坡类型发展进程，可以早晚两期标示它的一些重要变化。晚期以葫芦形或蒜头小口的平底瓶代替早期的杯形小口尖底瓶而作为基本的随葬器彻，也新出现盂形带盖夹砂罐。同时，盆c钵c罐c小口尖底瓶及彩绘图案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晚期的盆，口沿较为卷曲，盆身折曲明显而鼓出；钵为敛口，腹部略内曲，前改变了早期那种半球形的风态；罐的口沿较早期升高呈现出明显的领部；小口尖底瓶小型化，出现明显的曲折肩，或器身鼓出，有的在底部出现柱状实根。早期器物线条的轮廓呈抛物线形，晚期器物明显地呈现向曲线形发展的势头。在彩绘图案中，新出现了写实的鸟纹，且相当广泛地以图案化的鱼纹代替了早期流行的写实的鱼纹，最后，晚期改变了早期几何形图案的严整特点，使用圆点c曲线三角及曲线条带构成几何形图案，开始展现出把彩绘图案推向多样c活泼方向发展的轨迹（图2—15）。
图2—15半坡类型晚期陶器1北首岭52：1；2元君庙461：3；3北首岭t125；4史家23：3；5北首岭9：1；6史家26：1。
至今发现的所有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层位关系，例如秦安大地湾c宝鸡北首岭c西安半坡c邠县下孟村和蔚县三关诸遗址，以及有关两类型c14测定所提供的年代数据，说明年代上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前者当在公元前第五千年年，后者为公元前第四千年。至于这两类型存在的亲缘关系，即庙底沟类型是半坡类型的直接继承者的事实书，已日益更清楚地被揭示出来，而为考古学界所广泛承认。
从半坡类型发展到庙底沟类型，经历了量变逐步积累而进入质变的过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考古与文物》，1931年第4期。书馆等：《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程。在半坡晚期已孕育了后来形成为庙底沟类型成份的因素。与这类因素不断完善的同时，又渐渐地扩充它的种类，以至处在一定时间的某些遗存，例如芮城东庄村h115ch1及h114等的文化面貌，既具半坡类型特点，又显庙底沟类型的势态，而成为连接两类型的过渡环节（图2—c17）。
图2—东庄村h104ch115ch1陶器庙底沟类型的形成，是通过半坡类型诸因素的扬弃而实现的，庙底沟类型的房屋c陶窑c石器和陶器的形制，以及陶器的纹饰，大多可以从半坡类型那里找到其渊源及演化过程中的具体环节。然而，演化的途径是相当复杂的。在多数情况下，是取从一种器物或纹饰（因素）变成另一种器物或纹饰（因素），例如图2—17东庄村h104ch115彩陶钵c盆c葫芦口瓶c罐及鱼纹；也名不少的品类，是取不同品类的部件组合成新的品类，例如小口尖底瓶；也有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而改造原来的品种。
各地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的过渡，是不平衡的，以致有些地方的庙底沟类型前期偏早阶段的遗存，不同程度地依然保留了半坡类型晚期阶段的因素。这种不平衡性，还表现于过渡中的各地半坡类型的新因素成份的差异方面。只是由于它们之间的交往，相互借用彼此的新因素成份，才能较快地促进庙底沟类型的形成，产生大体一致的文化面貌。
庙底沟类型遗存，最早见于渑池仰韶村遗址1，后又发现于夏县西阴村1。六十年代初期，在讨论仰韶文化的类型的时候，有的学者主张将这类遗存命名为西阴村类型1。近四十年来，人们在较广泛的地域内都发现了这类遗存的较多的遗址，并对相当数量的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由于最先获得大面积发掘的是陕县庙底沟遗址1，故一般以这一地名命名这类遗存。
庙底沟类型遗址的面积，大于半坡类型遗址，分布又较稠密。在华县境内就达八处，比同地半坡类型遗址多出百分之六十。而它的文化面貌基本上区别于半坡类型。其中期以前的遗存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是：大多数陶器为夹砂c细泥及泥质的红陶，也存在数量不少的泥质灰陶；流行卷沿或敛口的盆c敛口钵c双环重唇小口尖底瓶c葫芦口平底瓶c敛口深腹瓮c领部明显而呈铁轨式的口沿的深腹罐c釜及灶；陶器造型特点是胎壁较薄c平底及呈曲线形绪构；广泛使用线纹和彩绘装饰陶器；彩陶较半坡类型为多，风格与半坡类型迥异，以黑彩为主，少数兼用红彩，也出现了带白衣的彩陶，主要用圆1商县图书馆等：《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紫荆陶器形制及组合与渭河流域非常接近，考虑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及存在少量的鼎，暂把它归入伊洛至鄂西北的汉水及丹江流域。
1南阳地区文物队c方城县文化馆：《河南方城县大张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5期。1张忠培c严文明：《三里桥仰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考古》，1964年第6期；张忠培：《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1979年，第1期；严文明：《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1jzgzandersn：《prehist一ricsitesh一nan》，《theeu一ffareasternantiities》n一z19，1947。
点c月牙形c曲边三角同曲线或直线条带组成流畅繁缛的几何形图案和写实的鸟纹，也有少量蛙纹；比较广泛地使用圆形泥饼及鸟头泥塑装饰陶器，同时偶见蜥蜴等动物泥塑；其几何形彩绘图案，是以斜曲线为界线的连续交错构图，类似由蔷薇科的复瓦状花冠c蕾c叶c茎蔓结合成图，和类似由菊科的合瓣花冠构成的盘状花序2（图2—18）。
图2—18庙底沟类型陶器1小口平底瓶；2小口尖底瓶；3夹砂罐；4567彩陶盆；8泥质盆；9釜灶。
这里指出的庙底沟类型文化特征，基本上是自分布于渭河流域的庙底沟类型遗存概括出来的。至于分布于其它地区的这类遗存的文化面貌，与此大体相同的前题下，也存在着一些区别。伊洛——郑州地区的庙底沟类型3的陶器，多作素面，极少线纹，广泛流行釜形c罐形及盆形鼎和伊川缸，也有领部明显c口沿作铁轨形的素面砂罐，不见葫芦口平底瓶，同时，其部分小口尖底瓶的口部呈扁鼓形。汾河中上游及壶流河的庙底沟类型4缺乏葫芦口平底瓶，并以口沿作铁轨式的素面砂罐作为炊器，而不使用釜c灶及鼎。中条山及崤山两侧c汉水中游和河套地区的庙底沟类型的文化面貌，均存在一些地域性个性。人文地理格局所决定的文化交往的疏密状况，是导致这类个性存在的重要原因。中条山及崤山西侧的庙底沟类型的文化面貌，基本上同于渭河流域，同时也表现出吸收了汾河流域，尤其是伊洛——郑州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前显出一些过渡地域性的文化特点。正和它处在渭河流域c伊洛——郑州地区与汾河流域之间的地理位置，以及同它们之间存在联系的性质，与彼此文化释出c吸收的方向及能量有关。
村落布局与房屋建筑华县泉护村c陕县庙底沟及邠县下孟村诸遗址发掘指明，庙底沟类型村落中房屋极少，却存在大量灰坑。即使把如泉护村所见到的部分灰坑是地窖式房屋这一情况估计在内，也难以否定庙底沟类型村落中的房屋分布存在着的稀疏现象。但自1979年以来在桑干何c汾河及伊洛——郑州所见到的情形，如蔚县琵琶咀c三关及荥阳点军台诸遗址的情况，和前述遗址所反映的渭河c泾水及中条山的庙底沟类型村落结构，存在着区别。这里村落中见到的房屋较多，分布较密集。从点军台发掘所见局部情形推测，房屋似乎东西成行c南北前后成排地分布。但这类村落结构的具体情形，由于发掘的遗址保存欠佳或未经过大面积发掘，故难以确认。
庙底沟类型房屋的形状c结构，存在着地域方圃的差别。
伊洛——郑州地区的房屋1有单间和双间两种形式，方形或长方形，均为平地起建，墙为木骨泥墙，门开在东墙或西墙中部，屋中设带有挡风矮墙的高出居住圃的灶台。房屋面积约25—402左右。所谓双间房屋，即是在正间2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3杨建芳：《略论仰韶文比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1苏秉琦：《关于仰韶文比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的后侧附建一小间，形成里外套间的结构。里外间用薄墙隔开和通过门道沟通。这类房屋一般大于单间建筑。
其它地区的庙底沟类型房屋可分为半地穴式和地穴式两种。半地穴房屋，平面一般皆呈方形，少数为扇面形。后者目前仅见于壶流河流域2。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房屋的南面，都伸出一斜坡式的门道。画积一般为40—502，大的达一二百2。迎门一侧均设置竖穴式圆形大灶坑，有的房屋在这灶坑南面挖建连接长方形灶门的沟洞。门道c室内地页c灶坑和墙壁内外均平整地涂抹了草拌泥。在屋墙和房内一些地方，挖洞栽立支撑屋顶的主柱。墙处的主柱一般用藤条一类材料编结，再内外涂泥以形成墙壁。截止目前的报导，地穴式的房屋仅见于泉护村1。这种房屋平面作椭圆形，面积较小，一般为202友右，一侧设斜坡形通道与地面联接，室内地面不平整，一般也涂抹草拌泥，甚至有的穴壁未经修整，保留了挖掘穴居时留下的工具痕迹。烧灶简陋，设于一侧穴壁的下方。这种烧灶附近的穴壁火烤的迹象不浓，加之庙底沟类型遗址发现的陶质灶釜较多，故可能认为它不是常作炊食的处所。
据对姜寨c半坡及北首岭诸遗址的揭示，可知半坡类型村落不同于庙底沟类型的村落，其布局规整有序。
北首岭遗址面积约6万2，由居住区与同期墓地组成。墓地位于居住区的南部。居住区中央是100x602的广场，房屋环广场建筑，门向均朝广场。半坡村落由居住区c墓地及窑场结合而成，面积约5万2。居住区外环以大致呈椭圆形的围沟，沟北为墓地，沟东有窑场。居住区只揭露了位于围沟范围内的北边的一部分。这部分的房屋的门向，绝大多数基本朝南，即背向围沟。据此推知居住区内的房屋是呈背环围沟的布局。要清楚地了解半坡类型的村落，则需介绍进行了全面揭露的姜寨遗存的情况。
和半坡所见情况一样，姜寨半坡类型村落也分为居住区c窑场和墓地三类遗存。居住区位于中央，外环围沟。东南越过壕沟分布着两片墓地，西面靠近临河岸边是一不大的窑场。居住区的房屋布局，比较整齐1，主要特点有三。其一，是环成圈形，北边的房屋门朝南开，东边的房屋门朝西开，西边和南边的房屋的门向，则分别朝东和朝北。总之，是背对围沟，面向位于中央的一约40002的广场。这几乎和在北首岭见到的情形完全一致，区别仅是在姜寨广场的西边揭示出了两块可能是牲畜夜宿场的地方。可以认为只有经过较严密的统一规划，才能产生这样整齐布局的村落。其二，是根据房屋的门向及房屋间的界距，研究者认为居住区的房屋可以分为五群2，并指出每群均有二十间左右，包括大型房屋一座c中型房屋一二座及小型房屋约近二十座。其三，每座中型房子的周围，都有一些小房子。看来，其二所说的房群，又可细分为由一座中型房子和若干小房子组成的单元（图2—19）。
半坡已被揭示的房屋为小沟分割成两群，每群又分为由三几座房屋结成2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1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第2期。1郑州市博物馆：《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2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第2期。的房屋组3。无疑，也是居住区存在的统一与割据的另一种方式的表述。居住区被分割成若干房屋群c组的现象当与生活于居住区内的居民彼此存在的亲疏关系有关。即住在一房组的居民的关系，要较住在其所属房群的另外房组居民的关系密切，住在同一房群居民的关系，要亲于居住区内另外房群居民的关系。如果把整个居住区的居民视为一级群体的话，那么，就可把分别住在房群c房组的居民，定为第二c第三级群体。
半坡类型的房屋大多为半地穴式，只有极少数是平地起建的。平面作方形或圆形。圆形房子的面积较小，都在202左右（图2—20）。方形房子的面积则有大c中c小之分，小的10—202左右，中的402左右，大的则达802，甚至02。这两种形式的房屋多数均带伸出室外的斜坡形或台阶式的窄长门斗，室内中央偏近门处均设用于炊事及取暖用的火塘。火塘或作瓢形，图2一20半坡3号房子复原图或为圆形，有的在其尾端附一嵌入地面作保存火种用的陶罐。罐斜置，口向门。绝大多数房屋的居住面上还设有土床。所谓土床，是指室内地面涂铺草泥较厚的那块地方。它位于火塘的左侧或右侧，约高于室内其余地面10厘米左右。半坡f24用矮墙将房屋中分为里外两间，里间虽无土床之设，功能或与土床相同。在半坡类型中，这类构造只是个别现象。大c中c小型房屋内土床的面积，除存在大小之分外，有的中c大型房屋内则设两个土床。当时建造房屋的材料，是木材c树枝c粟秸c草筋c藤条c绳索c泥土及料姜石。建造房屋时，先平整地面，如是半地穴式房屋，需先挖掘出房基，形成房墙下部，接着挖出火塘，和栽插支撑房顶的主柱洞及插立小柱或木板形成墙骨的穴槽，然后树立木柱及作墙骨的小柱或木板，同时，用藤条或绳索将它捆结及架梁盖顶，再在地面c墙骨及屋顶涂抹草泥，并用粘土涂抹火塘，有的房屋还涂一层料石浆，最后整修室外地面。如是地面建筑，则省掉挖掘房基工序，其它和半地穴式房屋建筑工序相同。半坡类型晚期，在一些地方已用夯筑的方法建造房屋。秦安王家阴洼f1为平面呈凸字形的半地穴房屋1，灶的结构形制基本同于庙底沟类型的泉护村f2011及蔚县三关的房子，出土的陶器形制及彩陶纹饰无疑属半坡晚期，它的居住面是用黄土夯成的。
在居住区内，还有用于储藏的窖穴，大多为袋形，除个别置于室内外，均建于室外。这或许表明窖穴基本上为某些房组c群居民所共有。
原始技术的进步探讨仰韶前期原始技术的状况，应注意姜寨发现的那块残黄铜片，评估它在当时技术进展中的作用及意义。
这块残黄铜片见于姜寨半坡类型的一座房子（f29）。发现时，它紧贴在已被烧成红色的坚硬的f29居住面，嵌入居住面表层，无疑应属半坡类型时3黄河水库考古队华县队：《陕西华县柳子镇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59年第11期。1西安半坡博物馆等：《临潼姜寨遗址第四至十一次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1巩启明c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经过反复实验，认为“早期黄铜的出现是可能的，只要有铜锌矿存在的地方，原始冶炼（可能通过重熔）可以得到黄铜器物”2。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姜寨的铜片含锌25％，确属黄铜。从我国冶金发展史来看，还不能认为当时已具备了冶铸黄铜的技能。
锌的冶炼是比较困难的。锌的熔点是420c沸点约950c，比其它的任何金属要低得多。为了从矿石中还原锌，需要用木炭加热到1000c。这超过了它的沸点，故一部分变为蒸气，另一部分则很快转化成锌的气化物，因而得不到纯锌。至今，锌的生产有火法和水法两种。水法炼锌是二十世纪初发明的，是将氧化锌用硫酸浸出，净化后电解得到锌。火法是用闪锌矿（硫化锌矿）c菱锌矿或炉甘石（均为碳酸锌矿）熔烧成锌的氧化物，然后在几乎密封的容器里加热到1000—1300c，使之还原成气体，在容器的另一端保持温度高于锌的熔点，则蒸气很快地凝结成金属。中国是世界上采用火法炼锌最早的国家。明代称锌为倭铅，《天工开物》记载：“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先后入罐熔化，冷定取出，即成黄铜”，宋元时期未能掌握冶炼金属锌的技术1，仍用炉甘石和赤铜铸造黄铜。宋代崔昉《外丹本草》说：“用铜二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鍮石一斤半”。元代《格物粗谈》记载：“赤铜入炉甘石，炼为黄铜，其色如金”。由于炉甘石中氧化锌含量低而且不稳定，用以制造黄铜，成分不易控制。只有能冶炼金属锌以后，才可以大量制造黄铜。用炉甘石和赤铜冶炼黄铜，当然不始于宋代。但早到何时，还有待研究。对我国古代铜器鉴定表明：“早期青铜器中不含锌，只有少数晚周或汉代青铜器中出现锌的成分”2，“东周以前青铜器的含锌量不足1％”3。据此至少可认为秦汉仍未掌握冶铸黄铜的能力。姜寨的黄铜片，只能被认为是偶然由铜锌共生矿冶炼得到的制品。这种黄铜，含杂质较多，性脆，会影响使用。人们通过长期劳动实践而有了区别矿石的知识以后，便淘汰了偶然由铜锌共生矿冶炼得到的黄铜，有意识地挑选孔雀石c锡石等进行冶炼，从而得到纯铜c锡c铅金属及它们的合金制品，这当视为冶铜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同时，还应该看到，经过大规模发掘的数以十计的半坡类型居址及墓地中，只在姜寨见到这块残黄铜片，因此，金属品的制作与使用，除了可视为人们认识金属肇始的标志外，在当时技术中还没有地位，也谈不上其它的作用和影响。
仰韶时代前期，人们仍然利用石c木c骨c角c蚌：牙c皮c毛c麻c苇c竹及泥土制造各类器物。通过对这些器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对其残片及半成品的观察，可了解它们的成型过程及人们使用的成型手段。磨制石工具是当时人们谋生的最先进手段。磨光已广泛成为制作石器和骨c角c蚌c牙制品必需的最后工艺程序。但是，除了小型的石质铸c凿和骨质箭头c鱼叉c铲c针c笄是经通体磨光加工外，其它磨光加工的制品，例如石斧c铲c刀c大型锛凿及相当数量的骨器，均仅磨光刃部。而且，在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40c42页，文物出版让，1963年。1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2黄河水库考古队华县队：《陕西华昌柳子镇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2期。3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略加粗磨。据北首岭出土的石斧统计1，经细磨的仅占5％，粗磨的占了80％，打制及琢制的还占了15％。当时的石器，体型厚重，棱角弧曲，基本缺乏体型扁薄而棱角呈直角形的石器。例如，半坡类型的石斧的横截商均呈椭圆形，至庙底沟中期，虽变得扁薄一些，但仍基本上没有横截面呈矩形的石斧；石铲因自身功能要求，体型比较扁薄，然而其转角仍呈曲线。所有石器的孔，都是双面对钻成的，且均使用琢制方法开孔，甚至，有些石器的孔还是琢透的。这些情况，说明当时还未掌握锯切石材及管钻的技能。从对石器及其半成品观察可知，基本上还是使用打击方法制成石器的粗坯，再用琢磨方法使之成型。
半坡类型人们的木作技术，从当时使用的工具来看，往往令人惊止不解。据半坡遗址柱子洞的大小和墙壁烧土块上的印痕可以窥知：建筑用的木柱，粗的直径达45厘米；木板长的，保守的估计亦有2米左右，宽c厚分别仅为10—15厘米和15—2厘米，有的劈裂面还经过加工c板面较光整。使用粗笨工具而无较高的技能，自然难以砍伐这样粗大的树木，加工出这样长c窄c薄的板材。因此，在评估当时技术发展水平时，显然还要把那些单纯从遗存中难以见到的因素估计在内。
纺织品c编织物和陶器制作的方式c程序及其质量，亦可说明当时一些重要生产领域的技术发展水平。
至今，我们仍是从陶器上的印痕得知半坡类型的纺织品及编织物的情况的。元君庙陶器上的布纹印痕，经线清晰，纬线较模糊，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十二根，粗细均匀，线径约084毫米。有的资料表明当时纱线细的径仅05毫米，粗的则达4毫米。纺织品的织法及元君庙织品纱线的粗细，均和现代农家的平纹布差不多。织品的粗细，当与其用途有关。目前还不能从发现的遗物中确认哪些属于织机的零件，所以，对当时织机的知识，还一无所知。据发展程度基本雷同的良族情况推测，半坡类型的居民使用的织机，当是水平式踞织机。
比起纺织品来，制作编织物的技法显得多样而复杂。据半坡遗址出土陶器上的编织物印痕可知，当时制作编织物已使用了斜纹编织法c缠结编织法和棋盘格式或间格纹的编织法。使用斜纹编织法制作编织物最为普遍。如将此类编织物具体分之，又可分为以人字纹编织法c辫纹平直相交法和条带式编织法编成的编织物（图2—21）。可以说，当时已基本上掌握中国现代农图2—21半坡类型的编织图案举例村制作编织物的编织技术。当然，那时需要和可能制作的编织物种类，却远不及中国现代农村。
仰韶文化前期制陶技术，摆脱了老官台文化使用泥片贴模的制陶工艺，把陶土搓成泥条，像现在编草帽那样，盘筑泥条，制成陶器的粗坯，要制作较大的陶器，则以泥条分别盘成陶器各部后，再结合成整器。然后，经修削c拍打或压磨，乃至在轮盘上修整器形或口沿，使器壁坚实及厚薄均匀，得到整修或调整器形的效果，待器坯晾干，再入窑烧制。而细泥陶制品，器坯晾干后，还经精细打磨，有的则需装饰纹饰，才完成了入窑前的最后一道工序。1个别的分析和史籍记载却表明，早在北宋时期，金属锌可能已经在民间使用。见王琎：《五铢钱化学成份及古代应用铅锡锌镴考》，《科学》1923年第8卷第8期：章鸿钊：《再述中国用锌之起源》，《科学》1925年第9卷第9期；《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
考古学把仅修整器形或口沿的加工陶器的轮盘，称为慢轮，用它加工陶器的工艺，叫慢轮制陶，把在陶轮上成型陶器的工艺，称作快轮制陶。据确切的资料指明，只是到庙底沟类型晚期才产生快轮制陶技术，而且，还仅是以此制作为数极少的小型器皿。王家阴洼半坡类型晚期的一些陶器底部，有着因持绳将陶器割离轮盘而形成的偏心圆纹1，但这类陶器腹身未见快轮制作应留下的整规圆形纹理，故不便依此解释是用快轮制作出来的。仰韶前期的制陶技术，仍停在慢轮加工阶段。用线绳从陶轮上割离陶器的工艺，产生于快轮制陶之前，而后可能因它导致快轮制陶，并成为快轮制陶的必备条件。仰韶前期陶器的烧成温度，高于同时期其它地区的文化，为900—1000c。
这时期的陶窑，均由火口c火膛c火道c窑箅及窑室组成。窑室或窑箅的直径，为90厘米左右，火眼长宽分别为8厘米和35厘米左右。后者环列窑箅周壁，下通火道。火道分作两股，由火膛左右斜上通入窑箅下部，于火膛相对的一端汇合，环成一周。火口隔着火膛，位于窑室对应的一端。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陶窑的区别，是前者陶窑的火膛，完全位于窑室的一侧，以致火口与窑室的距离，是庙底沟类型陶窑的四倍2，因而，半坡类型的陶窑，往往被考古学者称为横穴窑。从半坡类型到底底沟类型陶窑构造的改进，提高了利用能源的效率，是烧窑技术的一大进步。
生产经济与劳动分工仰韶前期的居民，在制石c制陶c木作c制骨c角c牙c蚌c纺织和编织这类手工劳动，以及种植农业c饲养业c渔猎和采集这类直接生产食物的劳动部门，展开了广泛活动。和前一时期相比，虽基本上未创造新的职业，扩大生产领域，但在深度上全面发展了已有的产业，尤其是种植农业。
先对采集经济和饲养业作些说明。从发掘出土的遗存可知，榛子c栗子c松子c朴树子c植物块根和螺蛳，可能还包括野麻一类纤维植物，都是当时采集的对象。透过半坡遗址灰坑成堆地甚至整坑堆放的食剩的螺蛳壳，可知采集经济仍是当时食物的重要来源。
同时，据对民址及墓地出土的动物骨骼鉴定，可知，最普遍饲养的动物是猪，其次是狗，再次是鸡和黄牛3有的狗头骨及下颌较小，面部及鼻吻部较短，可能是一种体格中型的猎狗。半坡遗址发现的被认为是饲养家畜的圈栏，反映了当时人们重视家畜的饲养，并把家畜饲养业推进到一定水平的情况。元君庙墓地439442及425中的第三号个体用猪颌骨随葬，是中国这类现象中较早的例征。这在半坡类型中虽属鲜例，却足够说明猪和人们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可见，家畜饲养，尤其是猪的饲养已成为当时生产经济的重要内容。
渔猎经济在半坡类型时期仍相当发达，从对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兽类骨骼鉴定得知，当时渔猎对象是斑鹿c麞c竹鼠c野兔c短尾兔c狸c羚羊c1rjztten，thefreerchesebr一nzes，v一lz11，pz46，l669。2n一elbarnardandsat一ta一tsu，talrgicalreafancientcha，pz23，1975。3《室鸡北首岭》在介绍居址生产工具时，未按分期叙述，故该项统计中，当包含了少量的老官台文化及庙底沟类型材料。
貉c獾c狐狸c雕及鱼类。在半坡类型居民食用肉类中，麞是仅次于猪的食物。鱼纹c鹿纹c蛙纹c鸟纹c网纹及嘴衔鱼的人头形彩绘图案，是半坡类型彩陶中流行的纹饰。同时，这些从创作彩绘图案所显示出来的重视渔猎活动的情形，也从当时人们对死者安葬中表现出来。在元君庙及北首岭见到的以骨镞c骨鱼叉或鱼骨作为随葬品的墓葬，便是人们重视渔猎的例证。这些情况，说明渔猎业在半坡类型生产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它和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和老官台文化时期相比，半坡类型时期的村落的分布较为密集，聚落规模扩大了，和住居在村落内的人口较前增多，同时，定居生活更为稳定，这当是此时种植农业深入发展的结果的反映。半坡类型窖穴中见到的成坑的已腐朽的粟壳，和整罐被鉴定为属于芥菜或白菜一类的种子，说明粟是当时大田种植的作物外，还告诉人们半坡类型居民也栽培蔬菜，掌握了经营园圃的技术。
从半坡类型过渡到庙底沟类型的种植农业，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半坡及北首岭的半坡类型遗存，和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及王家咀遗存中所见农业及渔猎工具数量的分析比较，可以说明庙底沟类型时期增强了种植农业在生产经济中的地位。
在半坡及北首岭遗存中，发现的石c骨c角及陶质的矛头c镞c弹丸c掷球c鱼叉c鱼钩及网坠这类渔猎工具，共计一二九八件，是石质的斧c铲c锄c刀及陶刀六六三件的194倍，反之，庙底沟及王家咀见到的用于农业的石质的斧c铲c刀及陶刀共计一六七件，则是同址用于渔猎的石c骨c陶质的镞c掷球c弹丸及网坠一四三件的119倍。这个统计是依据工具的数量，未考虑工具质地c功能大小c使用方式和使用者的组织形式及智能诸方面的差异，以及与这些因素相联系而存在着的使用效率方面的区别。这些条件是难以具体评估的。因此，难以依据工具数量关系，估评半坡类型或庙底沟类型各自的渔猎经济与种植农业的比重。但由于两类型工具的比例，是据同一标准统计出来的，故上述工具数量比例关系的变化，却可认为是至庙底沟类型时期的种植农业已有所发展的反映。
庙底沟类型的种植农业较半坡类型的种植农业发达，还可从如下两方面情况得到说明。
其一，是用于收割的陶及石质的刀，在被发现的农业工具总量的比例，庙底沟类型多于半坡类型。半坡类型半坡的遗址发现的刀为二一七件，占农业工具总数（六六二件）的3278％，北首岭见到的刀只有五件，占同址总数（一○一件）仅50％，而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和王家咀遗址见到的刀，为二○○件与五件，分别占同址农业工具总数的56％及50％。庙底沟类型比半坡类型的收割工具在农业工具总量比例扩大的情况，是前者的农业生产规模与效率高于后者的直接反映。
其二，是收割工具及翻土工具的改进与耕种方式的变化。半坡类型的半坡及北首岭遗址出土的石刀不及陶刀的一半，而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及王家咀出土的石刀与陶刀的比例，却是1比1。同时，半坡类型流行的石铲为圆角长方形及矩形，最长的石铲只有21厘米，庙底沟类型石铲多为桃形和舌形两种，大的残长也达30厘米，而且，庙底沟类型石铲体型均扁薄及多数为基本通体磨光，这些方面也优于半坡类型。更有甚者，半坡类型的半坡及北首岭所见用于砍伐的石斧，共计三七六件，而翻土用的石质铲c锄仅六十五件，前者是后者的578倍。反之，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及王家咀两处出土的石铲为一三二件，石斧仅三十件，石铲却为石斧的44倍。铲c锄只能用于翻土，石斧除可作为木作工具外，也是砍倒烧光农业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仰韶文化前期上述两类工具数量比例关系的变化，或许是耕种方式演进的反映，即半坡类型时期基本上仍停滞在砍倒烧光农业阶段，而到庙底沟类型时期则已基本进入锄耕农业的耕种方式。
元君庙及北首岭男女使用不同生产工具随葬1，反映了半坡类型居民性别劳动分工的部分情况。1977年发掘的北首岭半坡类型墓葬十四座，普遍进行了性别c年龄鉴定，确定性别c年龄的墓葬九座，其中男性八座，女性一座。男性墓均随葬石镰，有的还伴以石斧c磨石及石磨盘，而那座女性墓随葬的工具，却只有骨锥一种。元君庙墓葬普遍经过性别c年龄鉴定，这里也只有少数墓葬随葬了工具，从单人墓葬或合葬墓中的随葬工具所属个体来看，知男性使用骨镞随葬，女性使用蚌刀c骨针及纺轮随葬（图2—22）。男女使用不同工具随葬情况表明，当时男子主要从事工具制造c狩猎及农业中的部分劳动，妇女主要从事农业c纺织及缝纫。目前还没有资料提供对庙底沟类型居民的劳动分工的认识，庙底沟类型时期实现的耕种方式的转化，即基图2—22元君庙419成年妇女墓1小口尖底瓶；26钵；37弦纹罐；4器盖；5盆；8蚌刀；9骨针；10陶纺轮：11牙饰；12兽牙床；13骨笄。本进入锄耕农业阶段，是否同男性居民由主要从事渔猎转到主要从事农耕劳动有关的问题，还有待新的考古工作的揭示。
仰韶陶器本节讲的陶器，不是陶质器物的简称，是专指陶质容器。
仰韶前期陶器种类，可分为饮食器c储藏器c水器及炊器等几种。这几类陶器，不仅满足了当时人们生活方面的广泛需要，而且在造型及装饰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峰，所以，这时期陶器，尤其是其中的彩陶，是中国史前文化成就的标志，也是世界历史文化的珍品。从种类c形态c装饰及制作风格观察，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陶器，反映了两者的源流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也是某些学者主张取消仰韶文化的命名，而将其中的半坡类型及庙底沟类型分别称为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半坡类型陶器几乎全为红色，只有极少数呈灰黑色。陶质为夹砂与细泥两种，胎壁较厚：夹砂陶器的表皮，除为素面的外，多著印痕较浅c纹理不甚清晰的粗疏绳纹，也有著弦纹的。细泥陶器的外壁均经打磨，内壁除那些小口器因不便加工而未打磨外，其它器形都经打磨加工处理而显得相当光整。有的器物外壁的显眼部位，还著黑色彩绘及戳印装饰。
半坡类型常用器形除有碗c钵c盆c小口瓶c罐c瓮和仅见于伊洛——郑州地区的鼎外，还有数量不多的盂及大口尖底器。小口瓶的底部形状，分尖底及平底两种。它们的口部形状不同。前者为杯形口，后者的口部作葫芦形或蒜头形。陶器的附件极不发达，只有器盖一种，且数量很少，仅到晚期才增多一些。这类器盖的形态，还未脱离钵c碗这些常见的器形，且仅是在1甘肃省博物馆大发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34年第2期。
其底部附加握手，倒置起来，仍可当圈足的钵c碗使用。器形的口沿造型比较简单，尤其是细泥质陶，大多作直口，有的器物，如盆，也只是加厚直口的外壁，使之唇部向外伸出，基本上缺乏卷曲形状的口沿。陶器的肩c身c腹的交接处基本上呈弧形，而缺乏明显的分界。即使是那些年代较晚的器腹明显内曲的小底罐，身腹之间的曲转线条亦呈弧形，而缺乏显明棱角。加之在细泥陶中流行圜底器，致使器形多作半球形的情况，从而使人们认为弧线形是半坡类型陶器造型的风格。
著彩与戳印装饰的细泥陶器，是半坡类型制陶工艺的代表作。其中相当一部分陶器在造型和装饰结合上已达到十分完善的地步，当是遗留下来的史前居民创作中的最宝贵的艺术品。
彩绘和戳印配合施于同一陶器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大多数装饰陶器，或只见彩绘，或只见戳印。
所谓戳印装饰，亦可称剔刺装饰，是在陶坯尚未干透的情况下，用工具或指甲刺压陶器表皮留下的麦粒形c三角形c方形c锥点c圆洞形及指甲形形成的条状c三角c梯形或方块组合的几何形图案。这类图案基本上作带状，著于陶器的显眼部位。也有的是在陶器器腹以上和口沿下方的器身处施满戳印，状若宽带。这种戳印装饰，都是一印一压地刺压成的，排印密集，戳印几近等距，极少出现刺压错叠的现象，表明只有具备精细c耐心c认真工作精神的陶工，才能制作出这样精美的装饰。透过元君庙413：5这件陶钵上的几何形图案，还可见到当时工匠在形c数诸方面所达到的智慧（图2—23）。图2—23元君庙陶钵（413：5）
这件陶钵口沿下方的器身上著饰的带状几何形图案，是由锥刺的三角点组成的三角纹为母题作正c倒交错配置组成的装饰。带状几何形图案的长宽，分别为钵身的局长和三角纹的高。因此，要在圆形陶器上装饰等距的同样大小的三角纹组成的带状几何形图案，先须计算出器面展开的长度，并予以等分，再依据等分部分的大小，计划应配列的三角纹及其间距大小。从413：5陶钵口沿下方留存的阴线刻纹窥知，在锥刺三角纹前，先绕器壁划出上下平行的两条规线，定三角纹之高亦即带纹的宽度。现存钵上的带状几何形图案已部分残损，仅剩下十个三角纹。按自左至右顺序，一c二和四——十这九个三角纹的面积等大，宽端为5厘米，配置等距离的锥刺点十个，由宽端至三角纹的顶尖，逐层减少锥刺点一个，到第十层，即三角纹的尖端，仅有一个锥刺点。这九个三角纹及第三c四两个三角纹之间的间距相等，都是15厘米。第三个三角纹是正置的，底边宽38厘米，配有九个锥刺点。该三角纹也只有九层，由底部往上如积木式地逐层减少一锥刺点，至顶端仅余锥刺点一个。二c三两个三角纹的间距，也区别上述三角纹之间距，上为18，下为12厘米。可见，第三个三角纹和其它三角纹不同，以及二c三两个三角纹间距较其它三角纹小的原因，或是设计上出现的一点误差，也可能是施纹中的误差。这些情况表明，著饰这样带状几何形图案的陶工，需具备测算圆形陶器周长的方法和对周长及三角纹之高予以等分的能力。等分即数学上的“除”。“乘”和“除”是一对孪生的数学概念。
细察三角纹，还可见到另一重要现象。即三角纹由九层或十层锥刺点构成，底边为九个或十个等距的锥刺点。这样，无论是陶工先锥刺底边，而后逐层减少一锥刺点，最后至三角纹之尖，还是先锥刺三角纹之尖，而后逐层加一锥刺点，最后完成底边锥刺点的制作，都说明陶工已具有“九”c“十”数和“加”c“减”的概念。
也就是说，陶工通过制作锥刺点构成的三角纹和其组合的几何形图案，以追求对称美感的时候，还运用了“九”c“十”数的知识及加c减c乘c除的概念或意识。这才能创制如此精美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