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传统的藏文的分类法与现存西藏梵文贝叶经写本的实际，共分为22大类。其主要内容涉及佛教哲学、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诗学、文学、医学、天文学等。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西藏迄今保存有梵文、藏文和巴利文等贝叶经古写本（其中包括部分纸质贝叶经式梵文、藏文写本）千余函（种），共5万多叶（页），其中有不少属孤本、善本、珍本类品。

梵文贝叶经是古印度佛教徒用铁笔写在“贝多罗”树叶（即贝叶）上的梵文经典，经文涉及佛教经典、古印度文学、法典等内容。西藏现存的梵文贝叶经保留完整，成为世界上梵文贝叶经保存最多和最完整的地区之一。

有多个版本，比如乾隆藏、嘉兴藏等。现存的，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巴利语三大体系。这些又被翻译成西夏文、日文、蒙文、满文等。

中文名属于佛教经本分类“”和“象雄”

目录1内容简介2语系?巴利语系?藏文3代表版本?象雄?房山石经?白玉大藏?敦煌藏?中华?满文?西夏文?傣文?蒙文大藏?契丹藏?赵城金藏?高丽藏?龙藏?元代官刻?石刻藏文?十二部经?乾隆版4现状1内容简介编辑佛教文献蒙古文抢救性影印出版工程，历时15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完成。

古象雄佛法蒙古文是的蒙古文版，它既是佛书，又是涉及哲学、历史、医药等众多领域的古代百科全书。影印版蒙古文被整理成为精装本共四百部，其中收入一百零九函、二百二十五函、二十函、五函、四十一函五百余篇。

据了解，作为蒙古文一部分的蒙古文于清康熙年间木刻出版，另一部分蒙古文，清乾隆年间木刻出版。世界上仅存三套，分别收藏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图书馆和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社科院信息中心。此外，是清康熙年间手抄贝叶孤本，是康熙帝第十七子允礼亲王私人图书馆镇馆之宝，后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特殊时期”后期被内蒙古师范大学廉价购得。

蒙古文总编委员会总编金峰说：“以上文献古籍，由于年久保存不当，有的缺函缺叶，而且均开始风化，不少函帙卷章有墨迹脱落现象，整理、对勘、扫描、影印都十分困难。和藏本中目前存在极少数的缺失部分，我们将继续与国内外珍藏单位联系，争取将来在出版本书补编时一并补入。”

三十多年来，汉、藏、满等文字已陆续整理出版完成。最新出版的蒙古文中的和有蒙、满、藏、汉四种文字对照目录，这是其他语言文字版本所没有的。蒙古国在乌兰巴托正着手把中国出版的蒙古文转写成蒙古国通用的西里尔蒙古文出版。

古象雄佛法汉译工程在京启动[2]佛教典籍丛书，又名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内容包括经（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增入的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教在内）、律（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论（关于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编纂，始于释迦牟尼涅盘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的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3]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各大派别大多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有本派的藏经，但只有上座部的三藏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部派的典籍除了在汉文译本中保存一部分外，基本上都已散佚。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至今尚存，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貌。

现存的，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大系统。此外，还有契丹文的刻造，但尚未发现传世的刻本。汉文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丛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的千余年间，仅经录即近50种之多，流传至今尚有20余种，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各个时代编纂的，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卷轴装帧的书写本。北宋开宝（968~975）年间，第一部木版雕印的问世后，历元、明、清至民国，共出版过木刻和排印本20种（一说21种）。佛教由中国东传至朝鲜和日本后，高丽和日本王朝均依汉文进行抄写刻印或排印。首刻本于宋雍熙元年（984）传入日本，端拱（988~989）年间传到高丽。乾兴元年（1022）和元丰六年（1083）又分别将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传到契丹和高丽。辽清宁九年（1063），契丹还把新刻就的印本送给高丽。6世纪中叶，部分汉译佛典通过朝鲜南部的百济国流传到日本。7世纪初，佛教在日本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汉译佛经的写本和历代官私刻本的各版大量传入日本各大寺院。自13世纪末叶迄20世纪20年代的700多年间，日本佛教界曾依据汉文本的各版，编纂、雕造、复刻或排印过、、、、、和等7种版本的汉文。20世纪初，日本佛学界还将小乘上座部三藏译为日文本的65卷，并编辑出版、和，这三种藏经的内容除中国著述外，还收录了大量的日本章疏及杂著等。

大正藏，是目前来讲使用最广泛的汉文，今天我们讲到一般都是通指大正藏。全称日本大正13年（1924）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1934年印行。全藏分3个部分：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卷15册（内图像12册，总目录3册），共100册。收入佛籍总数冠于各种，计正藏、续藏、图像和总目录共3493部，13520卷。编辑体例也别创一格，经藏分为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盘、大集、经集、密教十类；律藏包括弥沙塞部、摩诃僧祗部、昙无德部、萨婆多部、解脱戒经（迦叶遗部）和菩萨戒等；论藏分为释经论、毗昙、中观、瑜伽、论集等五类；杂藏分为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史传、事汇、外教和目录等八类。续藏30册中除最末一册为古逸和疑似两类，专收敦煌古逸经、律、论疏和疑伪经外，其余29卷收入日本著述的续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四类及悉昙。图象12册收入日本各寺院所藏历代有名佛教画像和密宗明王像、金刚像及各种曼荼罗图等363种。总目3册收入中国历代各版藏经目录和日本各寺院所藏的写本和刻本藏经目录以及大正藏勘同录、大正藏总目录、总索引、译著目录等77种，为比较实用的版本。但校核工作粗放，排印错字，错句颇多。

此外，用语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为佛教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2语系编辑巴利语系

南传上座部所传佛教典籍的丛书。佛教传入锡兰（今斯里兰卡）后，于公元前29年在马塔勒的灰寺举行第四次结集，把历来口传心受的巴利语佛典第一次用僧伽罗文字母音译刻写在铜片和贝叶上。5～9世纪，锡兰多次派遣僧尼到东南亚地区传教，用各种不同文字字母音译巴利语佛典，逐渐形成以泰文、缅甸文、高棉文、老挝文和4种傣文字母音译的巴利语系三藏典籍。这些文字音译本的巴利语系，其内容基本一致，其编次为：律、经、论和藏外四大部分。律藏分为分别部（戒的条文）、犍度（僧团生活制度）、附篇（戒条的解释）；经藏分为长部（相当于汉译）、中部（相当于汉译）、相应部（相当于汉译）、增支部（相当于汉译）和小部；论藏包括、、、、、、；藏外分为注疏和其他两类。注疏原系僧伽罗文共28种，5世纪时由佛音、法护、近军、佛授、大名等编译，为僧伽罗文字母写定的巴利语本24种。其中律藏注疏2种，经藏注疏19种，论藏注疏3种。其他部分包括、、和等4部。现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

巴基斯坦、泰国和中国云南省傣、布朗、德昂等民族地区。各种文字字母音译的巴利语系共有贝叶、纸写和排印的译本8种和日文译本1种。其中有：僧伽罗文字母贝叶本和排印本（67卷），泰文字母贝叶本和两种排印本（39卷本和45卷本），缅甸文字母贝叶本和5种排印本（20卷本、21卷本、37卷本、38卷本和51卷的疏释本），高棉文字母贝叶本和排印本（49卷），老挝文字母贝叶本和排印本，4种傣文字母的贝叶本和纸写本，天城体梵文字母排印本（41卷），拉丁字母排印本（65卷），日本译本南传（65卷）。1956年，缅甸联邦政府为了纪念释迦牟尼涅盘2500年，邀请缅甸、柬埔寨、锡兰、印度、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比丘2500人，举行第六次结集，根据各种版本和1871年第五次结集的校勘记，对巴利语三藏进行严密的校勘，印成了迄今最完善的巴利语系。

藏文

藏传佛教典籍的丛书。佛教自7世纪初由汉族地区、印度和尼泊尔分别传入西藏地区后，据传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曾派遣端美桑布扎等人到印度学习梵语。学成归来，始创西藏文字，随即用以翻译部分佛教经典。8世纪时，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兴建了桑耶寺，创办译场，分别从汉、梵文中译出佛教典籍4000多部，并编写目录，藏文的内容基本形成。全藏分为甘珠尔、丹珠尔和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佛部，也称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相当于汉文中的经和律；丹珠尔又名祖部，也称续藏，收入赞倾、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的有关著述。

据统计，藏文（德格版）共收佛教经籍4569种。除佛教经、律、论外，尚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其中属于密教的经轨及论藏等，十之七八是汉文中所没有的，因此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13世纪以前，藏文大药经以抄写本形式流传。元皇庆二年（1313）至延祐七年（1320）间，在江河尕布的主持下，搜集各地经、律、密咒校勘雕印，是为藏文第一部木刻本。。乐奈塘古版。

蒙文其版式采取贝叶经夹形式，长方形散叶两面刊刻，每部（或几部）或数卷以夹板束为一夹。版片及印本均无流传。以后续有刊刻，其中在国内各地刻造的版本有：①永乐版。明永乐八年（1410）在南京据奈塘古版复刻，只刻了甘珠尔。印本大部用朱砂或云朱刷印，亦称赤字版。②万历版。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续刻了丹珠尔。以上二版早已毁损不存，印本也极少流传。③塔尔寺版。刻于青海塔尔寺，仅有甘珠尔，版片不存。④昌都版。刻于昌都寺，仅有甘珠尔，版片不存。⑤理塘版。明末崇祯（1628~1644）年间由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增赞助，据其家藏写本刻制，也仅有甘珠尔。版片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毁于兵火。⑥北京版又名嵩祝寺版。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据西藏霞卢寺写本在北京嵩祝寺刊刻，先刻了甘珠尔。至雍正二年（1724）续刻了丹珠尔。早期印本大部为朱刷，也称赤字版。版片毁于光绪二十六年康子之役。该版藏经因系清王室官本，刻造、装帧颇为精良，版型较一般藏文经大，每夹扉画均为手工绘制，笔触细腻，设色鲜丽，大多出自藏族和蒙族宗教画家手笔。该版藏经曾流传到日本和欧洲。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曾据以编为151巨册（内含目录一册）影印百余部，分为两种精装本发行。⑦卓尼版。清康熙六十年至乾隆十八年（1753）在甘肃临潭县卓尼寺雕造，版片现已不存。⑧德格版。清雍正八年至乾隆二年在德格县（今属四川）刻造。甘珠尔为理塘版的复刻；周珠尔则据霞卢寺写本并增补布敦目录所收典籍雕造，版藏德格寺。⑨奈塘新版。七世**喇嘛据奈塘古版增入布敦目录典籍刻造，甘珠尔成于雍正八年；丹珠尔成于乾隆七年。该经以刻工精港，校勘优良，被誉为最佳版本。版片原藏奈塘寺，已毁损无存。⑩拉萨版。1933年，在十三世**喇嘛·土丹嘉措主持下雕造，当时仅刻出甘珠尔。

国外版本有普拉卡版与库伦版两种，有者刻于不丹的夏都普拉止，仅有甘珠尔，版片不存。后者1920年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刻造。为德格版的复雕本。

3代表版本编辑象雄属于古象雄佛法的佛经，是一部涵盖了哲学、天文、地理、医学、艺术、建筑等领域描绘古象雄文明的“活字典”，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

的经书文献资料多达几千部之多，仅就有一百七十八部（包括74部，70部，26部，8部。内容涉及佛学、哲学、逻辑、文学、艺术、星相、医学、科学、工程等领域），有390多部，总汇了藏民族的本土文化知识，是一部相当于古象雄时期藏地的全景式百科全书。[4]房山石经隋大业（605~617）间，幽州（今北京地区）沙门静琬，秉承其师南岳慧思的发愿，于房山雕造石刻一藏。其目的是防止佛经被焚，借以长期保存。房山石经自静琬始刻，历经隋、唐、辽、金、明等五代（元代时除个别佛教徒对少数经碑作了修理外，刻造工作完全停顿）在刻造过程中，曾得到历代皇室、官员和佛教信徒的捐施和支援。唐开元十八年（730），金仙长公主曾大力施助，奏请玄宗赐给大唐新旧译经4000余卷，作为石经底本，并命西崇福寺沙门智升送往房山石经山交付。因此，房山石经中保留着不少唐代宫廷抄本佛典的原貌。但房山石经没有按照的编次顺序刻制，而施刻信徒往往凭一已之意愿刻制，如和等流行较广的佛经，重复刻造的较多。因此，所刻经种只有1100余部，有的经只刻其中一部分，并且还包括几部道教经典在内。因此，它不是一部完整的，但具有与各版木刻本不同的一些特点：①保存了50种以上的各版所没有的经籍；②绝大部分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不仅是有价值的佛教文物，也是中国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精品；③经文后附有约6000则施刻人题记，有明确纪年者约四分这一，这些题记反映了当时幽州、涿州、范阳等十余州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工商业发展情况；④施刻人中，有不少是历代的文武官员，其中的职称和官街，有的可补史籍记载所缺，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证；⑤题记中所附刻人的籍贯和居住的城市、村镇、城坊等，对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的政治区域规划，特别是关于燕京的城坊布局，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汉文随着佛教的传播，先后东传至高丽和日本。他们根据各版汉文进行复刻、排印或编纂，先后共有8个不同的版本。

白玉大藏[5]以、和为依据雕刻而成的经典白玉版，雕刻地点位于浙江省天台山慈恩寺“天台洞窟”内，总计约5万块白玉版。

为何要雕刻白玉[6]根据汉文编次和内容翻译。乾隆五十五年编译刻完，计108函，只收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盘诸部和其他大、小乘单译经及密秘部经咒等共699种。

西夏文西夏文始由汉文译出。宋景祐元年（1034），传到西夏（可能是的天禧修订本），西夏的开国君主赵元昊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加以收藏，并召集回鹘僧人译为新创造的西夏文。先后历时53年译毕，共362帙，812部，3579卷。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由化身一行国师主持重行校勘并翻译未译的经籍，印制三藏新经。至元三十年，世祖敕令主僧事的西壁土情转知沙门慧中等20余人负责将西夏文旧经送杭州刻印，到大德六年（1302）竣工，前后共刷印了140余藏，但大多毁损无存，现各地发现的经论残卷仅数十种。

傣文部派佛教南传上座部巴利语系之一。有三种不同的方言文字写刻本，即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和傣绷文，其内容和其他文字的巴利语系基本一致，也分律、经、论和藏外典籍四大部类，用三种不同的傣文字母音译巴利语原典。除了相应部和增支部收入的各经大部分未曾译出外，其他经籍都有译本。此外，还有用傣文翻译的部分重要典籍和注疏，以及信仰上座部佛教各民族僧侣的著述，涉及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语言、诗歌、民间传说、佛经故事等，都被视为佛典在信徒中流传，别具一格。傣文经卷可分为贝叶刻写本和枸皮纸写本两类。纸写本又分为摺装本和书册本两种式样。傣文的流传地区，以西双版纳傣文和德宏傣文书写的经卷流布面较广，傣绷文经卷则只在耿马的勐定和勐连一带流传。

蒙文大藏蒙文先后有四次译刻，最早是元大德（1297~1307）年间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和汉族僧众将藏文译为蒙文，在西藏地区雕造刷印；明万历（1573~1620）年间普补译过部分典籍增入刊行；崇祯（1628~1644）初年对旧本进行过鹇刊。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重刻甘珠尔竣工；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校译重刻了丹珠尔，方始完备契丹藏约在辽兴宗（1031~1054）时开雕。又名辽藏。它在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增收了、、、、、、等当时流传于北方的特有经论译本，先后历时30余年刻成。据辽咸雍四年（1068）燕京天王寺志延所撰载称，这部藏经人579帙，千字文编次天字到字。以前并未发现有流传的印本，直到1978年修理山西应县木塔时，才在塔中发现50轴残卷；图卷轴本版式为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也有每行字数较为一致的经卷，如卷13，“靡”字号，每行均为17字）。

赵城金藏1933年首次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发现。该藏系金代民间劝募，在山西解州（治所在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刻成。又名。发起人为潞州崔进之女法珍。相传她断臂劝募刻经，很多佛教信众深受感动，纷纷捐盗协助，甚至有破产应募者。劝募的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约在金皇统九年（1149）以前，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基经版会”负责刻造，金大定十三年（1173）完工。全藏刻成之后，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授比丘尼戒。二十一年，崔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两年后，崔受封为宏教大师。

的原刻版式除千字文编次略有更动外，基本上是的复刻本；也是卷轴式装帧，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蜀版（第一部刻印本）的许多特点，在和它的另一复刻本——初刻印本都散失的情况下，保存了数千卷蜀本的原貌，无论在版本或校勘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金末元初，部分经版毁于兵火。约在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耶律楚材主持以半官半私的名义发动其所辖官员协助并在民间劝募，同时召集各地寺院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损经版。补雕后的经版基本上恢复旧刻的内容；千字文编次由天字到字，共682帙，6900余卷。但工作草率，字体不一，版式也不一致。每版22~30行，每行14~27字不等，而且还杂有少量书册式经卷在内。现存的系元中统二年（1261）的补雕印本，共4957卷（1952年又发现62种，162卷，此后还陆续发现过一些零散经册，现存5100余卷）。由于年久散失缺损，明万历二十年（1592），解州静林山万寿禅寺僧悟顺曾抄补若干卷；清雍正九至十一年（1731~1733），在信徒的赞助下，广胜寺又集僧俗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抄补。现存的补抄本200余卷，即这两次的补本。因系根据明代本进行抄录，编次多见错落重复。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曾发动向广胜寺进攻，企图劫走。**山西省委获悉后，派出部队进行保护，并将藏经转移到一个山洞中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找回。由于洞内潮湿，不少卷册遭到毁损。经过十多年的细心修补，终于恢复原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1959年9月，在西藏萨迦寺北寺图书馆发现31种，559卷卷轴式装帧木刻印本佛经，其编次和完全一致。从版式、字体、刻工等方面判断，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输版入燕京后的补雕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