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血，不能感冒。”

“我不能睡在这里！”他指了指满屋的人，像受了侮辱似的愤然地说道：“我穿这么多衣服，同志们却穿着单衣，睡在门边。”

“门边风大。”

“同志们穿单衣都能睡，我也能睡。”说着，他硬要从楼板上爬到牢门边当风的地方去。学生们拗不过他，只好搀扶着他离开屋角的铺位。

“把毯子带过去。”

“枕头拿去……”

“谢谢同志们，我不要。”高邦晋固执地说：“我不能只图自己舒服，让大家在门口受凉。”

他把同志们送他的东西，一一退回去，什么都没有留下。最后才在大家友善而略带责难的目光下，勉强收下了一个破枕头。他笑了笑，感谢着众人的好意。他把枕头放在余新江和三个学生的铺位之间，脱开搀扶他的几只手臂，缓缓躺卧下去……

睡好以后，他睁大眼睛低声地责问学生们：“我的话你们全忘记了？”

三个学生象答不出老师指定的课题似的，无言地低下了头。

“受点伤算得什么！这里谁没有受过刑？难道值得夸耀，值得特别照顾吗？你们没有看见，多少人受刑，多少人牺牲……”

“老高同志！”有人chā嘴说：“学生们是好意。受伤的人，应该受到大家的照顾。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哦——”他略带歉意地说：“我当是他们胡乱吹嘘，不知道是大家出自阶级友爱……但是，我还要说一句，同志们过于爱护我了。”

说完话，一阵伤口巨痛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迫使他伸手护住石膏裹住的左腿。学生们紧张地望着他，担心地问：“伤口又发炎了？”

“没有什么。”高邦晋似乎比关心自己更多地关心着学生，他告诫他们：“……到了新的地方，首先要冷静的观察，分清敌我，不要随便讲话。”

他的声音虽然很低，但坐在他旁边的余新江依然听得清楚。这就引起了余新江对他的注意。

他对学生说完话以后，闭上了嘴，合眼休息，没有找谁说话。下午放风的时候，他谢绝了学生们扶他出去走动的好意，独自留在牢房里，勉强把身体移向签子门边，把箍着石膏筒的左腿倚在墙边，默默地静望着窄狭的地坝——那块各室轮流散步的小天地。

他凝望着一间间牢房依次放风，依次收风。晚饭吃得很少，吃过饭又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门边，独自凝望着暮色苍茫的天空。

晚上点名以后，他一声不响地爬回自己的铺位，倒头便睡了。

一连几天，新来的人，都是这样。除了偶尔和学生低声讲几句话，和谁都不深谈。余新江一再观察着新来的人，也沉默着，不急于和对方jiāo谈。

这天上午，他突然被提出去审问。晚上，被架回来时，神情有些变化。

夜里，新来的人竟自久久地不能入睡，偶尔，还传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余新江被身边不断翻身的人惊醒了。过了好久，才低声问那辗转不安的人：

“老高，这里有你的熟人吗？”

对方最初没有回答，仿佛他在考虑这句问话包含着什么意思。过了一阵，他才模棱两可地说：“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余新江沉默了，没有再问。

过了一会儿，又听见高邦晋说：“我认识的人，不知道是否在这里。有的人我知道他，他未必知道我。”

“你认识谁？”

“你知道许云峰吗？”

“原来关在隔壁。早就走了。”

“我在二处牢房里听说过，他现在关在梅园——美国顾问处。”

余新江这是第一次听到了许云峰的下落。可是，新来的人怎么会听到这个消息呢？余新江暂时不想多问，只是默默地想了想。

“成岗关在什么地方？”高邦晋又轻声问了一句。“不知道。”

“他不在渣滓洞？”高邦晋长吁了一口气。“这里再没有我认识的人了。”

过了一阵，高邦晋又说：“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否在这里。不过，他就是在这里，也不好联系。我知道他，他未必知道我。”

“你知道哪个？”

“我是个新闻记者，”他缓慢地说着，声音也有些迟疑：“我常到长江兵工总厂采访，知道一个工人，他是去年被捕的……”

“这个工人叫什么名字？”

“姓余，叫余新江。”

“啊，你认识他？”余新江问。

对方似乎没有察觉余新江声音中出现了惊愕，他只在牢灯透进来的几缕微光中摇摇头。“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他被捕以后，厂里大伙儿都知道他。外边有各种流传，说他被捕当天就被害了；又说他关在集中营。工人都想念他，设法营救他，到现在还在为他活动……”

“工人知道中美合作所，知道集中营？”

“和谈以前，guó mín dǎng保密。现在外面报纸都登了，谁不知道？”对方换了口气，流露出对去年被捕的人的关切和了解。“他和成岗被捕后，工人营救不成，和厂里的特工人员发生冲突，把稽查处打得稀烂。后来，特务常常夜里失踪，尸首都找不到！吓得特工人员，再也不敢进厂了。”

“这倒痛快。”余新江欣喜地笑了。

“他的母亲余大妈，天天去找稽查处，又哭又骂，稽查处的特务威胁说要抓她。……”

“抓她？”余新江禁不住愤怒地问。

“当然没有抓。几百工人帮她，把特务狠狠揍了一顿。”

提起妈妈，那个摇摇晃晃的破草棚，仿佛又在余新江眼前闪现了。他克制着自己，不愿多回想那些辛酸的往事，却想多知道她现在的处境。

“特务没有报复？”